發表於 12 2 月,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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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蕙頻
台灣人的國籍，在世界各國的外國人登錄制度中應該如何登記，一直都是引起討論的大問題。近年來還有日本、英國等國民眾發起要將「台灣」的「國籍」還給台灣人的活動，台灣人也自主發起二○二○東京奧運台灣正名運動，要求以台灣隊的名字出征東京奧運。
台灣就是台灣
「國籍」究竟是什麼呢？簡單的說，「國籍」（nationality）是指「個人與國家間的法律關係」，擁有該國國籍的個人，可以向國家要求保護，相對地，國家也要求個人對國家的效忠與義務。
十九世紀後期，已經有不少外國人在台灣活動，像是被叫作「黑鬚番」的馬偕、被稱為「台灣通」的李仙得，還有一些洋商在這裡從事貿易工作。他們因為宣教、貿易、探險等不同理由，在島內各地跑來跑去，使得台灣人接觸到外國人的機會漸漸多了起來。只是，在台灣人的認知裡，雖然有了「和我們長得不一樣」的「外國人」的印象，卻還沒有「國籍」的概念。
我不跟你一國了！
「國籍」概念正式來到台灣人的生活中，是在日治時期。根據一八九五年五月八日清、日兩國換約完成的《馬關條約》，除了將台灣本島及其附屬島嶼，以及澎湖群島割讓予日本之外，第五款又規定：「本約批准互換之後限二年之內，日本准中國讓與地方人民願遷居讓與地方之外者任使變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但限滿之後尚未遷徙者，酌宜視為日本臣民。」也就是說，從一八九五年五月八日起，台澎住民有兩年的時間可以自行選擇國籍，不想成為日本人的，可以變賣產業退出台灣，兩年時間到了以後，還住在這裡的台灣人，在國籍上將被視為日本人。於是，從《馬關條約》換約完成、生效之後，到一八九七年五月八日的兩年期間，台灣是在土地已經納入日本統治範圍，但是住民卻還不算是日本人的「人地分離」狀態。
選國籍，好刺激！日本、清國二擇一。由於當時台灣社會上的氛圍，對於日本這個新政權毫無信任感，因此報紙上報導部分台灣人爭先恐後渡往中國，連續好幾天造成安平港的爆滿，有些人甚至等不及汽船從廈門返航，就自行僱了戎克船（傳統中國式帆船）先走先贏。
當時台灣流傳很多有關日本統治後的將要強迫台灣人遵守的謠言，這些資產者聽聞歸化日本籍之後必須強迫剪辮、服兵役、課重稅，還要管你鴉片抽多少，驚慌失措地匆匆變賣家產準備逃難去，再加上當時台灣仍處於抗日不斷和鼠疫流行的緊張局勢中，更加強了這股富人逃難潮。逃難者之多，甚至造成地方商況一時沒落、乏人問津的情形。其中又以有資產的人跑得最快，倒是家無恆產的一般百姓，趁著富人跳樓大拍賣、拋售財產變現的時候撿便宜，大量購置家具。
對於當時的台灣人來說，國籍選擇彷彿是世界末日一樣，當時曾有位日本人記者預估，照這樣奔逃的速度，最後大概會有四分之一的台灣人在這片土地上消失。只是，時間終究破除了謠言，最初搶著逃難的台灣人們，在觀望了一陣子之後，發現傳言的情況沒有成真，日治下的台灣好像也沒有當初想像中可怕，又紛紛渡回台灣。像是日治時期台灣政治社會運動的大家長林獻堂，一八九五年時才十四、五歲的他，就奉命帶著一部分的族人渡去中國，直到局勢漸趨穩定，才又遷回台灣。
一八九七年國籍選擇的期限一到，報紙上報導各地方不但「靜穩無事」，大部分的住民對於「國籍決定問題，好像無關自身的痛癢一樣，非常冷淡，各自安居」。彰化地方回到清國的只有九戶共四十人，台北有一千五百七十四人，台中不僅只有百餘人，甚至還有更多滯留清國的台灣人主動表明願意歸化日本籍。最後，計有六千四百六十六人退出台灣，報紙說這些人「在全台二百五十萬人口之中，不過九牛之一毛」。
愛我別走～
或許你會好奇，離開的人為什麼離開呢？曾有報導說，當時有四種人離開了台灣，第一種是在清國有財產者、第二種是居住地不定的勞工、第三種是被流言巷說影響的人、第四種人則是為了躲黑疫（鼠疫）。也有人說，選擇搬去清國的以讀書人居多，不同於有財產的人是害怕損失，讀書人對清國懷抱較強的文化認同，有些人或是擔心日本統治以後沒了科舉，不留在清國等於自廢武功。仔細想想，因為這些想法而棄台離去，似乎也不是難以理解的事情。
那麼，沒有走的人，又是為什麼留下來呢？回憶一下日治初期台灣有多少人寧可抵抗新政權而流血，也不要屈於日人之下流淚，就知道留下來的人並不是滿心期盼地成為日本人。記得小說家朱天心曾在小說〈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裡說，原來，沒有親人死去的土地，是無法叫做家鄉的。有親人埋骨的地方才是家鄉，對一八九七年國籍大限到了以後仍然留在台灣的人來說，這裡有好幾輩以前的先祖們留下來的生業，還有好幾代阿公、阿祖埋骨的墳墓，看得見的、看不見的資產都在這，怎麼走？於是，一八九七年五月八日以後，台灣人的「離不開」就這麼在法律上被理解成「不離開」，也這麼地變成了日本人。
隨著國籍制度的落實，「護照」也隨之出現。由於一八九五年以後，台灣與中國已經是「一邊一國」，台灣人要前往中國，理應也需要申請當時稱為「旅券」的護照，不過，有趣的是，日本人無論是從日本或台灣出發前往中國，都不必持有護照就可以自由行動。平平都是生活在日本統治之下，為什麼台灣人就要持有發放嚴格、限制多多的護照，而且必須接受嚴格的調查呢？表面上的理由，是擔心素行不良的台灣人渡中之後擾亂當地秩序，因此非得嚴格管控不可，但對於台灣人與中國人相互聯繫的憂慮，才是官方的司馬昭之心。限縮台灣人渡航中國的護照制度引起台灣青年的強烈不滿，有識者屢屢在《台灣民報》上發表文章，主張這樣的旅券制度有礙台灣人的海外發展，呼籲當局廢除渡中的旅券制度。
國籍制度全面來到台灣之後，多數的台灣人不僅漸漸習慣了這件事，有些人甚至學會了把國籍當成一種工具，在台灣歷史上就出現了這樣一則主動申請轉換國籍的例子。霧峰林家林朝棟的兒子林季商（林資鏗）為了在中國經商，在一九一三年就向當局申請放棄日本國籍，並申請入中華民國籍，總督府還因為擔心這位指標性的人物放棄日本籍，可能會為他們的統治帶來負面影響而給予厚祿，希望季商再考慮考慮。事實上，除了林季商之外，回看日治時期的台灣，還是可以看到很多台灣人放棄了日本國籍，改拿其他國家護照，或是憑藉著自己是「長得像中國人的日本人」，遊走於台海兩岸的實例。
現在，我們已經很習慣「國籍」這件事了，但是或許是因為百餘年來，台灣人幾次必須在不同國籍間做出選擇或被選擇，讓國籍從原本標示「個人與國家間的法律關係」的功能，逐漸衍生出另一層與國家認同相關的意義。比如，之前曾有新聞報導旅外僑民拿中華民國護照回國享受台灣品質優良的醫療照護，還對醫護人員頤指氣使，享受國民擁有的待遇卻又不屑中華民國的國籍而喧騰一時。其實國籍本來就是標示個人所屬國家的標章，但是當國籍變成一種隨插即用的工具，我們就有一種被背叛的感受。還有，在某些領域裡，也特別強調國籍與國家忠誠度的關係，根據現行《國籍法》的規定，除了部分身分及職務的公務人員之外，具有雙重國籍者不得擔任公職人員，著眼的也是擁有該國國籍，就有義務效忠該國的緣故。在實務上，每次選舉時，對於候選人是否具雙重國籍甚至是出生地的檢驗，往往成為選戰焦點，選舉的層級越高，這層檢驗就越嚴格。
我所成長的一九九○年代，台灣經歷了政治上的驚濤駭浪，包括了劍拔弩張的台海危機、國民黨內部鬥爭等等，當時台灣島上充滿了惶惶不安的緊張感。在我的印象中，每隔一學期就會聽說班上又少了幾位同學，那是我第一次聽到「移民」這個詞，以及它所代表的意思，原來他們都舉家離開這裡，改拿另一個國家的國籍了。縱使明白那些移民離開這裡的人各自有著不同的理由，但是現在想起那些因恐懼中共打來、包袱款款、遠走他鄉的人，總覺得似曾相識，彷彿看到一八九五年的歷史重演，而有一種被捨棄的哀傷。國籍固然只是一種政治身份，但是，如果對自己生長的土地都沒有安全感，認為要有另一個國家的護照才是受到保護，那麼對於這樣的人，我們也只能給予祝福吧。
【延伸閱讀】
王泰升等，《台灣人的國籍初體驗：日治台灣與中國跨界人的流動及其法律生活》（台北：五南，二○一五年）
※ 本文摘自《台灣史不胡說》，原篇名為〈【國籍】台灣就是台灣〉，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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