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台灣 –台灣控

入戲的局外人的角色定位，使作者寇謐將擁有一個又熱情又理性的特質，使他這本《島嶼無戰事：不願面對的和平假象》處處展現了不被包括國民黨、民進黨、各種不同的台獨支持者在內的成見蒙蔽的視野。他既對各路人馬的政策有比較持平的評價，也對台灣建議了和他們迥然不同的策略。作者：林濁水| 2016-02-22 13:36 林濁水《島嶼無戰事：不願面對的和平假象》是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兼資深記者寇謐將（ J. Michael Cole ）的力作。《島嶼無戰事：不願面對的和平假象》是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兼資深記者寇謐將的新書。（圖：作者提供）在書中作者特別強調，他是以局外人身份寫這本書。「局外人」三個字在書中涵義多重，並不只是「外籍人士」這一個表面上的意思而已。近年來，幾位美國智庫學者也出版了一些值得一讀的討論兩岸關係的書，他們也都是外籍人士，但是他們都曾在美國政府當過官、處理過兩岸事務，因此他們都應該是兩岸事務的局中人不是局外人，他們會撰寫關於台灣的專書，當然是對台灣的國際處境有高度的同情；但是局內人的角色使他們習慣上「把台灣地位視為中美關係的附屬問題」，換句話說，他們的見解都難免是美國立場的兩岸觀點。寇謐將做一個沒當過主導世局的美國官員的局外人，在寫這本書時，立場自然有可能不同。這本書很特別的以吳濁流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開頭。他說「也許不是意外，我在2005搬到台灣後，閱讀的第一本關於台灣的小說，就是吳濁流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1945年吳濁流這本小說完成時，台灣是孤兒，而在50年後的現在，寇謐將認為在他寫這本新書時，台灣還是孤兒。長遠以來，孤兒處境，是不分統獨立場的台灣敏感知識份子的共同經驗，羅大佑固然就堂堂皇皇地以《亞細亞的孤兒》為名做了一首動人的曲子，亞細亞的孤兒心境也是陳映真非常重要的文學創作主題。怎樣擺脫孤兒的命運？小說家劉大任在他的小說《浮游群落》中有這麼一個角色，他說他是這樣決定尋求中華民族的認養的：「我痛恨挫敗、屈辱、馴良、服從、歸順⋯這些他媽的王八蛋的字眼⋯」。因此他雖然尊敬彭明敏發表的台獨自救宣言，但是「我不得不反對他，因為只能帶給我敗北。咱台灣人已經失敗太多次了，再也不能失敗，再也敗不起了。」我們並不清楚陳映真和羅大佑是不是就是劉大任小說中人因此成為的誠恐惶的大統派？但是我們很清楚的是，現在台灣民眾正是因為努力要擺脫孤兒處境而一面倒地走向和陳映真他們相反的一條路，支持台灣獨立，台灣更有人更因為讀過吳濁流這本小說，受到震撼而決定以台灣獨立運動當一生唯一的志業。寇謐將以《亞細亞的孤兒》這部小說為他的書開宗明義，已經清楚地表白了他不是普通的局外人，是「入戲」的局外人。小說家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透過主角具體的的生命經驗刻劃台灣人的孤兒處境，描繪的是「戲中的主角」和外在世界的對話；寇謐將不同於小說中的主角，做為外籍政策研究員和資深記者，面對台灣歷史，他畢竟是觀眾，所以儘管入戱，仍然清楚地自稱是「局外人」。做一個局外人，他勾勒台灣人的孤兒處境，便從一個和吳濁流、陳映真完全不同的途徑：他的書以一個專章的篇幅細細描述台灣的「身份」問題怎樣在北京的壓力下被國際學術界、國際媒體、美國智庫學者刻意的忽略甚至「遺忘」以致於成為孤兒，其景況和吳濁流的小說的情節一樣令人難以喘氣。小說家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透過主角具體的的生命經驗刻劃台灣人的孤兒處境，描繪的是「戲中的主角」和外在世界的對話。（殖民地文學／文化部臺灣文化工具箱）做一個從《亞細亞的孤兒》的處境入戲的寇謐將，他的書寫立場和一般美國專家截然不同。台灣成為孤兒，關鍵在於國際權力政治現實主義，以致於權力中人習慣上把「台灣地位視為中美關係的附屬問題」，甚至於是「一大麻煩」，主權國家的「地位很模糊」。寇謐將認為這對台灣非常不公平。因為事實上如假包換的一個主權獨立國家不被國際社會正式承認，是國際權力角力下的安排，而不是台灣在國際法的條件上有什麼缺陷。寇謐將洋洋灑灑地列舉了台灣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條件和事實：依1933《蒙特婁公約》，不只具備作為國際法人的國家資格：固定的居民、一定的領土、有效的政府、與他國交往的能力，擁有受到承認的護照、貨幣、常備兵、定期選舉等等，像一個正常國家那般運作；同時在經濟上，台灣的規模全球排名第21，而且是全球產業供應鏈中重要的一環；在地緣政治上，台灣位居第一島鏈樞紐位置；在意識形態的對立上，台灣是新興民主國家的典範；日益成熟的「公民民族主義」和作為「亞洲所有國家當中最活躍的公民社會之一」，強化了台灣自我防衛的無形戰力⋯。這些條件在一些研究兩岸問題的專家來說是基本知識。1 但是局內人的美國專家認為台灣還是應該維持在當前「不統不獨」的地位模糊現狀，才能維持台海和平穩定；只是入戲的局外人寇謐將認這樣維持下來的和平是「假象的和平」。他的書名因此叫《島嶼無戰事：不願面對的和平假象》。書名既鮮明地標示了他和美國局內人專家完全不同的立場，也點出了長住台灣的他，對台灣了解的深度。美國專家普遍認為台灣之所以成為麻煩的製造者，是來自於民進黨冒進地鼓舞台獨而觸犯了北京統一的意願，所以只要懲罰民進黨，讓民進黨接受諸如「四不一沒有」或「九二共識」，問題就解決了；但是寇謐將認為這並不切實際，因為，當前台灣民主的公民社會已經趨於成熟，形成了由下而上的台灣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並不「反中」，也不排斥中華文化，但是他的內涵和中國由「文明的角度」，既「沒有邊界」，又強調「血統」以及「受害者情結」的中國民族主義不同。這兩種民族主義間的歧異，尤其加上後者的擴張主義才是兩岸緊張關係的根源。台灣做為主權獨立國家條件在一些研究兩岸問題的專家來說是基本知識。但是局內人的美國專家認為台灣還是應該維持在當前「不統不獨」的地位模糊現狀，才能維持台海和平穩定。（圖為去年6月馬英九於史丹福大學「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系列活動」與美國兩岸學者舉行視訊會議，中央社） 2008年後民進黨雖然失去政權而下台，但是台灣民眾對這種民族主義的認同並沒有因此而下挫；相反的，在2008～2016年間還以更快的速度持續上升，所以作者認為馬總統執政帶來的和解年代「不過是一段簡短的空窗期」。沒想到作者「不過是一段簡短的空窗期」這話還應證得真快。在他的書還在印刷廠印製的期間，馬總統這位過去親中而一向被多數美國中國通最肯定的台灣領導人，一夕之間竟然取代民進黨成為美國官方的麻煩製造者了：由於他不接受美國的勸告而登陸太平島，並且還宣示討好北京的南海海域主張，美國AIT和國務院接連對他的做法表示「失望」、「極無助益」、「對和平沒幫助」，甚至嚴厲指責他「升高緊張」，更不客氣地說「我們期待下一位台灣領導人，並與台灣建立更緊密的關係。」言下之意簡直是希望他趕快下台了。轉折關鍵正在於中國與眾不同，基於歷史、文明而「界線又不明確的民族主義」想像出來的國際秩序和當今通行的西伐里亞秩序互不相容。寇謐將認為中國這種民族主義和台灣基於當代文明的民族主義的磨擦造成了兩岸的緊張；現在，我們還進一步發現，寇謐將這一個觀點也適用在了解中國和他的諸鄰國在南海海域上的緊張關係：正是中國所謂的不明確的「傳統歷史水域」的海域劃界觀念和當代的《國際海洋公約》的衝突。在這樣的衝突中，選擇了「傳統歷史水域」的立場的馬總統，便從和平的諦造者變成了麻煩製造者。馬英九登太平島，宣示討好北京的南海海域主張，美國AIT和國務院接連對他的做法表示「失望」、「極無助益」、「對和平沒幫助」，甚至嚴厲指責他「升高緊張」。圖為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唐納。（圖擷取自U.S. Department of State Daily Press Briefing 影片）有趣的是，儘管在書中，作者強調國際主流的兩岸平衡策略只能創造和平假象，以致於感受到中國壓力後，「像華府、東京和坎培拉，都已經出現關鍵和強烈的訊號。」，「可能會出現重大改變」；但兩年來美國智庫的專家們仍然依循自已過去的舊理路看新局，典型的例子是，當蔡英文在2015 訪美前，他們不斷警告如果她不接受九二共識，她的美國行勢必難過，不料她雖然没有承認九二共識，但是在美國她得到的待遇，就一個正常國家雖然仍然萬分委屈，卻反而遠超過了30年來任何訪美國民黨政治領袖。入戲的局外人的角色定位，使作者擁有一個又熱情又理性的特質，使他這本書處處展現了不被包括國民黨、民進黨、各種不同的台獨支持者在內的成見蒙蔽的視野。這樣，他既對各路人馬的政策有比較持平的評價，也對台灣建議了和他們迥然不同的策略。這些，並不是這篇短文能夠逐一介紹的，現在只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傳統的外籍專家總是建議台灣必須讓中國感到統一有望才能維持兩岸和平。基本上，最信服這一套的是國民黨人士，國民黨典型的作法是公開宣揚，台灣獨立的主張在台灣不得人心。這種說法雖然完全背離事實，但是在政、學界卻是那麼主流，以致連民進黨也常成為跟隨者。典型的例子是，無論 2014 九合一選舉或是2016總統、國會大選，民進黨會大勝，人民不信任國民黨一中色彩的兩岸政策無疑是一個關鍵。九合一選舉中，台灣頭兩個親中家族在傳統深藍的台北市和桃園市全都失敗，就是最強烈的證據，不料民進黨卻勝得不自在，因此特別派人到華府向美國強調，這兩次選舉不是民眾對國共合作的兩岸政策的公民投票。這說法目的明顯，是想要避免美國和中國「懲罰台灣人在選舉中作了錯誤選擇」。問題是這等於在宣揚台灣抗拒國共聯手的兩岸政策，甚至維護台灣自己的獨立主權都是沒有正當性的。無論2014 [...]

by 讀者投書 · 2016/03/30 漢本比較廣為人知的機會，是出現在十年前的電影《練習曲》中那一幕「離太平洋最接近的車站」（而非現在的多良），男主角東明相與立陶宛女孩相遇在大海之前的畫面。後來由於漢本遺址的發現，漢本的名字才又頻繁地登上各媒體平台。近來由於蘇花改工程與漢本遺址之間的交通發展、文資保存相角力的問題，政府機關、學者與各民間團體紛紛為此而提出經濟需求、歷史意義乃至於「活人與死人哪個比較重要」等議題的爭論。漢本遺址真的很重要，因為它就是串起臺灣歷史這條珍珠項鍊中遺失已久的那一顆珍珠。臺灣原住民族發源於多采多姿的南島語系文化，至今仍有許多無法查知的歷史和紀錄，而考古是我們能主動向歷史詢問未知之事的手段，透過考古漢本遺址，我們能夠向歷史提問臺灣歷史的未解之謎 ── 東臺灣的族群遷徙與交流的題目。主持考古挖掘的劉益昌教授認為，漢本遺址目前發現的三個文化層可推估至距今 2200 年左右，並且與臺灣北部的十三行文化相關，更不乏與猴猴族、卑南文化、排灣族有關連，其中又以追尋猴猴族和卑南文化的下落相對重要。漢本比較廣為人知的機會，是出現在十年前的電影《練習曲》中那一幕「離太平洋最接近的車站」。（圖片來源：林和君）漢本遺址中的猴猴族線索猴猴族的墓葬形式為「在地上挖洞，放置亡者生前的用品，讓亡者以坐姿」，又與漢本遺址中發現的蹲姿葬幾乎相同。猴猴族是一支在臺灣歷史上至今下落不明的民族，日治時期的伊能嘉矩與樺山資紀尚有與猴猴族接觸的紀錄，而臺灣古道專家楊南郡、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李壬癸都曾嘗試找尋猴猴族的後裔和語言，卻已茫茫無踪；只怕已消失在族群融合的浪濤之中，更遑論從時代的洪流中淘尋猴猴族的歷史了。從漢本遺址現下的考古發現，當年居住在此地的漢本人可能與猴猴族頗有淵源。從日治時期的資料，以及鄰近泰雅族的口述史料反映，猴猴族具有堆砌石牆的文化與技術；而漢本遺址也發現了堆砌石牆與石板砌造的屋舍地基，除了布農族與排灣族同樣具有建造石板屋的技術之外，在石砌技術與地緣關係上，也許和猴猴族更為相關。其次，在漢本遺址的各文化層中發現的墓葬形式有多次複體式（一個墓穴最多七人）的側躺屈肢葬，以及蹲姿葬、仰身驅肢葬等形式，其中側躺屈肢葬不僅和排灣族或是凱達格蘭族相似，其蹲姿葬更與猴猴族相似 ── 臺灣歷史上首次記載猴猴族的文獻，是在馬偕牧師的日記之中，其中記錄猴猴族的墓葬形式為「在地上挖洞，放置亡者生前的用品，讓亡者以坐姿」，又與漢本遺址中發現的蹲姿葬幾乎相同。因此，從地緣關係以及種種共同文化跡象來看，漢本人與猴猴族的關係值得我們深究，漢本遺址很可能為我們提供更多猴猴族古老的線索。從日治時期的資料，以及鄰近泰雅族的口述史料反映，猴猴族具有堆砌石牆的文化與技術；而漢本遺址也發現了堆砌石牆與石板砌造的屋舍地基。（圖片來源：截自紀錄片《哈卡巴里斯》）漢本人的玉，與卑南文化人的玉卑南文化原先即以發現玉器而聞名，這是否代表漢本人與卑南文化彼此互通有無、甚至就是卑南文化的延續呢？那麼遠在南澳的漢本人，又怎麼會與臺灣南端的臺東卑南文化有關係呢？首先應有的認知是，為了生存空間與物資的交易，族群的遷徙與移動是常見的現象，不論閩、客、原諸族皆然，平埔族群的數次大遷徙便是最好的例證。位於臺東市區近郊的卑南文化在鄰近的卑南族與阿美族的口述史中，是一支勢力強大、但卻毀於災難的一支族群。據現有資料考查，卑南文化可能向北遷移，成為花蓮阿美族的祖先之一，在花蓮舞鶴發現與卑南文化相同的掃叭石柱是支持此論的推證。在漢本遺址出土的文物中也發現了玉器，劉益昌教授認為這是擁有航海技術的漢本人從南島如菲律賓、呂宋島一帶貿易而得，因此稱呼漢本人為臺灣史上第一批台商。不過，由於卑南文化原先即以發現玉器而聞名，這是否代表漢本人與卑南文化彼此互通有無、甚至就是卑南文化的延續呢？── 卑南文化存續時間推斷為距今 5200 年至 2300 年前，漢本遺址的文化層年代正好接續在這之後。以上根據出土資料的「推測」、「可能」的侷限，正好就代表考古這項學門的艱辛和障礙：單一個點的考古可以告訴我們這裡曾經「有什麼」、「發生過什麼」，但是要知道「為什麼」，單是一個點的考古查證不僅成果有限，還須要大量的時間與分析過程，更需要藉助其他點的串連，才能全面性的重建這片土地的過往雲煙。也因為考古的真正成果須要點與點之間的互相聯繫，所以，只要一個點遺失了，很可能就像缺了一顆珍珠的項鍊，再也串不起來，不僅價值大打折扣、也只能永遠散落一地了。排灣族是否可能影響漢本文化排灣族古琉璃珠只藉由家傳與通婚的形式流傳，所以只有與排灣族通婚的族群才可能見到琉璃珠…… 漢本遺址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除了石砌的建築技術，還有玉器、金箔、青銅器和琉璃珠等物的出土。關於臺灣原住民琉璃珠的起源有各種說法，其中一種稱琉璃珠得自於 17 世紀來到臺灣的荷蘭人，但是漢本遺址的出土年代遠遠超過這段時間，所以劉益昌教授認為漢本遺址的琉璃珠、玻璃飾品來自於南方的呂宋島等地，也可能是和北部的凱達格蘭族、或是南部的排灣族交易得來，這點可藉助陳奇祿教授對排灣琉璃珠的分析得到驗證。由於排灣族古琉璃珠只藉由家傳與通婚的形式流傳，所以只有與排灣族通婚的族群才可能見到琉璃珠，於是漢本遺址的琉璃珠在年代、流傳的考量來看，就與荷蘭人、歐洲人無關，或許如同劉益昌教授所說的漢本人渡海前往東南亞交易而得；也可以說，漢本人可能與排灣族關係匪淺 ── 排灣族的傳統勢力有可能播散到北臺灣嗎？至少我們可以從琉璃珠與石砌技術的共通點來思考。光是一個漢本遺址，就可以提供我們這麼多的歷史線索，其中更有許多是歷史還沒有對我們說清楚的謎題。為什麼知道這些歷史很重要？因為，就算相親也要知道對方家世，知道這片土地的故事，我們才能對土地產生感情。對土地產生感情，我們才不會做出辜負土地的事。考古的真正成果須要點與點之間的互相聯繫，所以，只要一個點遺失了，很可能就像缺了一顆珍珠的項鍊，再也串不起來。（翻攝自楊南郡《台灣百年前的足跡》）漢本人的出土，告訴我們台灣的多采多姿古老的傳統與現代的進步並存共榮才是強盛的象徵，這才是國家紮根的意義。我們已經可以明確的告訴世界：臺灣很早以前就有人類居住，中國不是臺灣的唯一淵源。從漢本遺址所得的各族群遷徙、交流的線索，以及漢本人根歸何處，看來都還沒有確定的答案，一方面是目前漢本遺址還在挖掘調查當中，尚待更多的考古成果與其他各個點的串連；另一方面也是告訴我們：臺灣的族群多采多姿，不僅各自獨具特色，彼此交流的密切程度更超出我們意料之外，分得清彼此的異同，但不會分出隔閡。那是沉睡在橋墩下的先人以祂們的生命故事告訴我們這些活人的事。有了屬於這片土地的故事，在土地上的人才能在來來去去之間找到抓緊這片土地的繩結，把自己緊密地與土地綁在一起 ── 那不只是蓋一間博物館保存、還可以順便收門票營利的效益而已 ── 古老的傳統與現代的進步並存共榮才是強盛的象徵，這才是國家紮根的意義。宜蘭縣政府已將漢本遺址列為縣定遺跡，當我們仰慕其他國家那古老文化的保存，使傳統與先進、文化與經濟相互輝映的榮景，請讓我們嘗試，讓臺灣從重視漢本遺址再一次開始。參考資料楊南郡：《臺灣百年前的足跡》。紀錄片《哈卡巴里斯》。「哈卡巴里斯」在泰雅語中是「敵人堆的石頭」，指的就是猴猴族人離開後留下的石牆。劉益昌：〈漢本遺址及發掘的意義〉，《第一次蘇花改工程技術論壇論文集》。胡家瑜：〈臺灣南島民族玻璃珠飾品的跨文化分析比較：對於形式、價值與物質性的一些思考〉，《考古人類學刊》第 76 期。關於作者林和君，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受到臺灣原住民美好故事與自然情懷的感動，在自己本業之餘，自力進行原住民故事的田野調查，希望能將在部落學習到的精神與美好分享出去。

最近吐司碟身邊有不少朋友的至親離開了人世。在傾聽他們訴說各自的心聲之餘，我也不禁回想起自己這幾年來所遭遇的生離死別，要好好跟亡者告別真的是件不容易但卻又相當重要的事情。尤其在漢人傳統習俗文化的影響下，吐司碟從小時候開始便感覺我們很避諱談論死亡，更不太清楚自己該怎麼處理與即將過世的、已經逝世的人之間的關係。今天吐司碟並不是要跟大家談什麼生命大道理，而是要講一個漢人喪葬文化中的重要祭品——罐頭塔。講到罐頭塔大家的腦海中可能都立刻浮現自己參加過的喪禮場景，或是電影《父後七日》的畫面。你可能從來都沒有想過為什麼喪禮要用罐頭塔，甚至可能不知道作為喪禮中祭品的罐頭塔其實是臺灣獨有的現象。關於罐頭塔的起源跟作用其實有幾種不同的說法。有一說是喪事期間親友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其中有些人便會提供食物作為祭品，殆出殯以後再由喪家分送給親友，而罐頭塔就是在食物種類越來越多樣的時候所出現的祭品選項之一。還有一種說法是早期的罐頭以柴米油鹽醬醋茶為主，是由親家所送的。因為治喪期間喪家處理後事十分地忙碌，親家送這些東西表示幫他們在這段時間裡「顧厝」。至於拿罐頭來裝柴米油鹽醬醋茶的原因，大概是因為方便準備、攜帶與保存。上述的說法比較是民間常聽到的說詞。也有一種觀點認為罐頭塔之所以作為祭品，是和臺灣早年在商場上叱詫風雲的鳳梨王葉金塗有關。從日治時代到國民政府來臺之後有一段時間，臺灣鳳梨罐頭的出口銷量是全世界第一，今天你到葉金塗家族的舊居還可以見到外牆的鳳梨裝飾。根據口述資料便有人認為第一個拿罐頭塔當作祭品的就是葉金塗逝世時的喪禮，整個大稻埕滿是奠字的花牌、鳳梨罐頭塔與白布吊旗。咦咦咦？喪禮上用鳳梨塔適合嗎？人家不是說鳳梨是「旺來」嗎？以前鳳梨的臺語發音不是旺來，而是鳳來。這名稱的典故來源是因為鳳梨葉子像鳳尾，以「有鳳來儀」這句成語為名。臺語的鳳發音為「鬨」，不是像現在發「甕」的音。有老人家會說鳳梨的臺語發音改變和鳳梨王有關係，因為臺語的「甕」和「王」發音相近，所以發音從「鳳來」變成「王來，再轉變成「旺來」。姑且不論哪種說法才是正確的，至少現在我們知道罐頭塔其實是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發展出來的喪葬文化，其他地方可是見不到的呢！不知道各位讀者就各自的經驗還有觀察到什麼喪葬文化是自己還不夠理解的呢？ [Mr. Tuesday]

該具骨骸牙齒送美國化驗證實距今一千多年。文化局提供 2016年05月04日16:30 花蓮市國富里國富十六街12號旁的防火巷內，今年1月汙水下水道排水管線施工期間，意外出土一具人骨。4月間文化局協同法醫進行採樣，採取一件左上側門齒與左上犬齒，送美國Beta實驗室進行碳十四加速器（AMS）定年，近日傳回檢測結果，定年結果為距今1020 + 30年，證實該骨骸為一具重要的千年墓葬骨骸。現場發現零星史前靜浦文化的陶片遺物，初步確認該施工地點可能為一處文化遺址。文化局表示，出土骨骸最初定位為「無名屍（女性，高度腐敗）」，依照法規，由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負責；經由法醫初步相驗並萃取DNA，再由花蓮縣警察局依「公告招領25日」，之後再由檢察官函文花蓮市公所「收埋」（火化或土葬），完成行政程序。由於該骨骸可能為史前文化墓葬，花蓮縣文化局立即展開相關的文化保存作業：洽詢警察局、檢察署與市公所，說明該骨骸在文化資產上可能的價值；並瞭解確保該骨骸的保存狀況；與相關的體質人類學家請益專業意見協助。 4月間文化局協同法醫進行採樣，採取一件左上側門齒與左上犬齒，送美國Beta實驗室進行碳十四加速器（AMS）定年，近日傳回檢測結果，定年結果為距今1020 + 30年，證實該骨骸為一具重要的千年墓葬骨骸。文化局陳淑美局長表示，針對這具骨骸，接下來將尋求體質人類學家進行整飭工作，希望能對過去的文化、歷史有進一步的認識，包括她的年紀？是否有生病？是農業民族還是海洋民族等等，這些都是未來提供我們認識千年前的花蓮重要文化資產。（突發中心李光濱／花蓮報導）花蓮市區下水道工程挖出的骨骸相當完整。文化局提供花蓮挖出千年人骨證實是靜浦文化遺跡最新更新：2016/05/04 17:39 花蓮市下水道挖出死人骨頭，差點以無名屍公告招領再由市公所收埋，花蓮縣文化局人員協同法醫採樣送美國檢測，結果出爐，證實骨骸為靜浦文化時代的。（花蓮縣警局提供）中央社記者李先鳳傳真 105年5月4日（中央社記者李先鳳花蓮縣4日電）花蓮市下水道挖出死人骨頭，差點以無名屍公告招領再由市公所收埋，花蓮縣文化局人員協同法醫採樣送美國檢測，結果出爐，證實骨骸為靜浦文化時代的。今年1月初，花蓮市國富十六街防火巷進行下水道施工時，挖出一副人骨，花蓮縣文化局經考古學者提醒，前往勘察，發現人骨旁還有4片陶片，懷疑是原住民舊社墓葬遺跡。花蓮市下水道挖出死人骨頭，差點以無名屍公告招領再由市公所收埋，花蓮縣文化局人員協同法醫採樣送美國檢測，結果出爐，證實骨骸為靜浦文化時代的。（花蓮縣警局提供）中央社記者李先鳳傳真 105年5月4日 4月間文化局協同法醫進行採樣，採取一件左上側門齒與左上犬齒，送美國Beta實驗室進行碳十四加速器（AMS）定年，近日傳回檢測結果，定年結果為距今1020年之前後30年，證實此骨骸為一具重要的千年墓葬骨骸。文化局長陳淑美表示，針對這具骨骸，接下來將尋求體質人類學家進行整飭工作，希望能對過去的文化、歷史有進一步的認識，包括她的年紀，是否有生病，是農業民族還是海洋民族等，這些都是重要的文化資產。花蓮市下水道挖出死人骨頭，差點以無名屍公告招領再由市公所收埋，花蓮縣文化局人員協同法醫採樣送美國檢測，結果出爐，證實骨骸為靜浦文化時代的。（花蓮縣警局提供）中央社記者李先鳳傳真 105年5月4日至於挖掘出此骨骸的地點，目前已是密集住宅和商店，是否還有其他遺物或列為遺址？文化局文化資產科表示，指定遺址或是遺址列冊必須經過仔細的行政流程、會議與申報等專業程序，將會在相關會議中，請委員提供專業的意見。1050504

專訪/《海的彼端》八重山台灣人第三代玉木慎吾談他首次返鄉的台灣的味道林冠妙／專訪 2016-07-25 10:00 基因裡的原鄉記憶？玉木：對台灣的印象從味道開始日本知名重金屬歌手、台灣到八重山移民的第三代玉木慎吾，日前來台出席《海的彼端》台北電影節世界首映，第二次來到台灣，他說，對台灣的印象是從嗅覺開始，講到台灣，立刻聯想到的就是味道。【編按】入圍2016台北電影獎最佳紀錄片《海的彼端》是描寫一個台灣移民家族，如何在八十年前渡海到日本沖繩離島群八重山落戶的漂流歷史；同時也深刻記錄了玉木這個家族從無法擺脫的被殖民身分，以致受盡排擠屈辱的忍耐與奮鬥過程。影片還特別觀照到這個移民家族，歷經三代以來對台灣原鄉認同的美麗與哀愁……。電影中這位移民家庭的第三代、重金屬搖滾歌手玉木慎吾，在我們專訪時曾提及他所嗅覺到、彷彿一種很香的、濃濃地「台灣味」，也許那就是未曾相遇卻在基因裡合而為一的原鄉情結……。而導演黃胤毓接受《民報》專訪也說到，對於這些移民者身上留著的古老台灣印象與記憶，感受深刻而飽滿；在海的彼端，歷經苦難的移民者，她們身上保有古老的台灣印記是甚麼？而當移民者第三代玉木踏上父祖原鄉的那一刻，那股與生俱來、強烈嗅知到的台灣味又是甚麼……？這是兩篇深談異鄉與故鄉的專訪，當然，也是一段從美麗與哀愁中反覆對立、掙扎進而融匯的動人故事。「阿嬤會說些從前在台灣的事情，小時候的我無法理解，也沒興趣聽」，在石垣島土生土長的玉木慎吾表示，直到後來看了「八重山的台灣人」一書、跟著拍攝電影《海的彼端》，才讓他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認同，他說，雖然已成為日本人，但身上的血緣不會變，去年隨著阿嬤返鄉，第一次踏上台灣的土地，就聞到台灣的味道……。身為樂團貝斯手的他希望有一天，可以到台灣舉辦演唱會，獻唱台語歌曲。「我是來自沖繩縣石垣島的台灣混血」，33歲的玉木慎吾（Tamaki Shingo）登台表演時這樣自我介紹，他是日本重金屬搖滾樂團「SEX MACHINEGUNS」（中譯「性機槍樂團」）的貝斯手、記錄片《海的彼端》主角、旁白，也是80年前從台灣移民到八重山的玉木家族第三代孫子。爆發228全台肅殺阿公搭走私船逃到石垣島八重山，不是一座山的名字，而是日本沖繩縣內最靠近台灣的一連串島嶼名稱，1930年代，因「八重山農業開墾政策」徵召，60多戶人家、300多位台灣農民，坐船遠渡八重山，前往300公里外的八重山陌生之島，石垣島、西表島、與那國島等邊陲地帶，和滿山荒野、瘧疾拼生死，求生存。玉木慎吾的阿公王木永（歸化日本後名為玉木真光），1935年跟著哥哥王能通到石垣島，1944年為了躱避空襲逃回台灣，在南投埔里認識了慎吾的阿嬤王玉花（歸化後名為玉木玉代），在那個不能自由戀愛的時代，為了躲避他人眼光，兩人離開了南投，到員林尋找生活機會。 1947年爆發二二八事件，全台充斥著大規模虐殺的緊張氣氛，王木永突然遭警察逮補，以「非法誘拐」當時20歲妻子的名義被訊問，遭釋放後，兩人心生恐懼，在王能通的安排下，王木永和王玉花抱著１歲大的長子，從蘇澳搭上走私船，冒險逃到石垣島，展開一場人生賭注。玉木真光先是從事鳳梨種植產業，隨後搬到石垣市區，第一代玉木阿公因過勞，40多歲即早逝，玉木阿嬤以開麵店維生，一個人辛苦的拉拔7個孩子長大。到八重山開拓的玉木家。著西裝者是王木永。圖／目宿媒體提供入圍2016台北電影獎最佳紀錄片《海的彼端》，導演黃胤毓以玉木家族在石垣島三代故事，訴說80年大東亞苦難史，玉木家族與所有八重山台灣移民走過的漂流歷史，在這座被歷史遺忘的邊陲島嶼，這群台灣人經歷了農業開墾徵召、戰爭期強制遣返、二二八事件、以及美軍統治沖繩時代下的無國籍政治難民。隨著阿嬤最後返鄉之旅，首度踏上台灣土地片中以玉木慎吾為主角，透過慎吾的旁白呈現80年來複雜糾葛的家族史，一起追尋被遺忘的歷史，去年拍攝期間，他隨著阿嬤人生中最後一趟返鄉之旅，首度踏上台灣土地，回到台灣老家埔里，與阿嬤彰化親生弟弟一家人久別長敘。玉木慎吾接受《民報》專訪時表示，從小就聽阿嬤講以前生活很苦的事，剛到八重山時沒有米，每天都吃蕃薯，他無法想像，也認為現在生活這麼好，何必去想以前的事，現在陸續有相關書籍和記錄片出來，看到一些老照片，他才終於體會，原來阿嬤歷經這樣的時代、過著這樣的生活。玉木慎吾去年隨著阿嬤人生中最後一趟返鄉之旅，首度踏上台灣土地。圖／行人文化實驗室、目宿媒體提供慎吾指出，從小就知道阿嬤是台灣人，阿嬤和爸爸會聽台灣宜蘭地方電台的台語廣播，和台灣移民也一直用台語交談，大家都知道他們是台灣來的，他也習以為常，一直到上了小學才發現，家裡會拜拜、吃的食物都和其他人不一樣，阿嬤煮的料理都是台灣菜，他一直以為大家都是這樣吃的，直到小學才發現和其他家族不同。一踏上台灣土地，就聞到台灣的味道第三代的玉木慎吾已完全融入當地生活，沒有父執輩的認同糾結，也沒有被欺負、歧視的經驗，但因外表還是跟當地人不太一樣，沖繩人皮膚比較黑，且台灣人手上的毛比較少，還是常被問是不是外面來的人？他會回答他是台灣人，他覺得這很特殊、也滿驕傲的。玉木慎吾日前來台出席《海的彼端》台北電影節世界首映，第二次來到台灣，他說，一踏上台灣的土地，就聞到台灣的味道，好懷念，這就是台灣的味道，這裡就是台灣，他們對台灣的印象是從嗅覺開始，講到台灣，立刻聯想到的就是味道。一旁的導演黃胤毓補充，不只慎吾，他訪談過很多日本移民都這樣講，他們都聞得到、知道台灣的味道，很快就進入那個感覺，台灣有二個很關鍵的味道，一個是拜拜的香的味道，另一個是台灣料理的味道。黃胤毓說，第一代台灣移民會到台灣批雜貨、五分埔的衣服去賣，有些小朋友跟著阿嬤每個禮拜來台灣一次，船一進基隆，他們就知道這是台灣，都聞的到家裡很熟悉的味道。當年移民時台灣只有台語，沒有中文憂語言隔閡斷了台灣連接玉木慎吾曾擔心，若高齡88歲阿嬤不在了，他們和台灣的連結會中斷，不過他也強調，血緣是不會變的，他想下次帶爸爸來找台灣的親戚，這不是問題，最大的困難是在語言，這也是移民後代普遍面臨的難題與障礙，當年移民時，台灣還沒有「中文」，那現在，到底是要學台語還是中文？因為他們的長輩只會講台語，他們比較有感的還是台語，而且是過去年代古老的台語，現在台灣還會通嗎？台灣還使用台語嗎？語言的問題該怎麼辦？慎吾的爸爸是家中次子，經營「Apple青果行」，黃胤毓說，青果中盤商這個行業，是台灣人第二代發展起來的，台灣人第一家青果業，就是玉木家，在東京擔任樂團貝斯手的慎吾，一度面臨是否承接家業的選擇，他說，爸爸很希望他回去，也約定了幾年後要回去，但現在青果業逐漸蕭條，也許爸爸會自己收起來，但他希望「Apple青果行」那棟房子要留著，有一個親戚可以回來團圓的房子。完全融入當地文化、成為日本人的慎吾，這次再度來到台灣，他說，身為《海的彼端》這部片的玉木家族代表，除了努力宣傳本片，讓更多人看到、喜歡這部片子外，並規劃來台灣舉辦演唱會，為台灣歌迷獻唱台語歌曲，因阿嬤、爸爸常常放台語歌，他對台語歌有親切感，想把去年送給阿嬤88大壽的歌曲創作成台語版，也希望在未來的作品中融入更多台灣元素。【相關報導】專訪/「海的彼端」導演：八重山移民的台灣認同糾結

喧騰一時的漢本遺址，文化部遺址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成為台灣第8處國定遺址，委員會並通過在原漢本遺址名稱前加上泰雅族傳統地名Blehun，彰顯原住民族在地文化特色，而這也是宜蘭第一個國定遺址。「漢本」之名，源自日治時代此地原為蘇花臨海道路(蘇花公路的前身)里程的中點，故命名為「半分」(はんぶん；Hanbun)；到了北迴線興建計畫時，便以該發音轉為閩南語的寫法，將新設的車站命名為「漢本」。漢本遺址考古計畫主持人、中研院歷史語言所研究員劉益昌指出：「漢本遺址的重要在於，它在整個東海岸人群流動遷徙的大圖像裡，就像一塊關鍵的拼圖，一旦解讀成功，就能把人群活動的時間深度往前延伸，並且更理解從史前到歷史時期的文化變遷過程。」(圖文：經典雜誌) 小編深深覺得，考古的魅力就在於把對遠古時期的想像，在一步一步挖掘中逐步拼湊出真實的圖像。而這一種創造還原的過程，才是為歷史留下註腳的最佳方式。喧騰一時的漢本遺址，文化部遺址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成為台灣第8處國定遺址，委員會並通過在原漢本遺址名稱前加上泰雅族傳統地名Blehun，彰顯原住民族在地文化特色，而這也是宜蘭第一個國定遺址。「漢本」之名，源自日治時代此地原為蘇花臨海道路… 由一城一事貼上了 2016年7月24日

所多瑪與蛾摩拉聖經裡曾出現過兩座變態的城市，聽說那邊的居民都很邪惡，不只愛女生也喜歡玩男生。上帝聽說了這件事後派出兩位天使去查明，天使變身為帥哥背包客，白天在城裡到處吃美食打卡，沒想到晚上Check-in以後就被包圍，色色的鄉民們想把他們扒光強制X交。帥哥天使們好不容易在好人的掩護下逃回去向上帝報告，上帝聽了很火大──「降下硫磺與火毀滅所多瑪城和蛾摩拉城」。這場景對今天的我們聽起來相當熟悉──火山爆發淹沒了附近兩座城市－－但對古人來說，豪奢、荒淫的城市是道德敗壞的象徵，火山爆發或其他自然災害毀滅城市正代表了上天對不義之人的懲罰。變成土豪的基隆人到過中國的朋友都知道，中國有種土豪中的土豪、閃亮中的閃亮、每個人額頭上都刺青著【好野】兩個字的真正暴發戶──煤老板。西元2000年之後隨著中國經濟高度發展能源需求飛漲，中國煤價從原本的1公噸100人民幣左右飆漲到每公噸超過1000元，整整漲了超過十倍以上。由於供需嚴重失衡，購買煤炭時不僅要捧著大把大把現金，還得透過關係才買得到。煤炭價格十年狂飆造就了一大群中國煤老板，而他們最有名的事蹟就是結婚迎娶時動不動就是什麼50台勞斯萊斯、100台保時捷之類的，每每成為轟動全球的八卦新聞。按照「淡水廳志」紀載，早在乾隆年間基隆人就已經開始少量開採煤礦，而到嘉慶年間因為基隆人民私採煤礦盛行，官府特別明令禁止。真正改變基隆命運的是鴉片戰爭！ 1839年（道光十九年）鴉片戰爭爆發，1841年8月13日，英國軍艦納爾布達號（HMS Nerbudda）攻擊基隆二砂灣砲台，砲戰中觸礁沉沒，英軍百餘人被守軍俘虜；10月19日英軍登陸三沙灣試圖奪取基隆但遭守軍擊退，英軍兩次攻擊基隆最後以清軍完勝作收。打贏英國人不會讓基隆人變成土豪，鴉片戰爭結束中英雙方簽訂「南京條約」開放「五口通商」後，歐洲大船往來亞洲愈來愈多，對煤炭的需求也愈來愈大，當時當西洋商船從印度洋經過麻六甲海峽進入南中國海後，從新加坡經越南到中國東南沿海一路到日本之間，所有港口都缺乏大量煤炭供應。當時基隆不但是西太平洋唯一有大量煤炭供應的港口，更是西太平洋唯一出產煤炭的港口。這是什麼概念？請閉上眼睛想想以下這個觀念：全亞洲只有一家加油站，而且這家加油站還自己出產汽油！挖哩！這真是屌斃了！今天只要波斯灣產油國風吹草動，全世界經濟就跟著上下跳，但無論如何，波斯灣還是有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伊拉克、伊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多個產油國家。十九世紀的基隆可是【孤門獨市】呀！這不是爽，是爽翻了！這不是賺，是賺爆了！ 1847年（道光27年）英國海軍派遣戈敦少校（Lt. Gordon）搭乘軍艦效忠號（Royalist）抵達基隆，發現礦藏豐富的基隆煤山。戈敦少校完成任務後於1848年6月26日正式於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宣讀探查報告，公布於基隆港西側仙洞發現大量煤礦，品質並優於英國利物浦煤礦。英國政府得知此一消息後立刻命令英國公使文翰（S.G. Bonham）向兩廣總督葉名琛提出外交照會，以【代為追剿搜捕中國南方海盜】為代價，交換採購台灣基隆煤礦供英國輪船使用的權力，希望獨佔這亞洲唯一可以供應煤礦的良港。道光30年北京政府正式拒絕英國人開採基隆煤礦的要求，但基隆出產大量優質煤礦的消息早已傳遍全世界，每座港口、每位船長都交頭接耳討論到基隆加煤的情報。清朝政府當然限制不了基隆人。俗話說「殺頭的生意有人做」，清朝政府頒布嚴厲的命令──偷採煤礦者砍頭──但根本限制不了人民致富的慾望。先祖們用簡單的鋤頭開礦再偷偷用舢舨載出外海販售，賺到了基隆的第一桶金。 1864年全台士紳公約禁私挖煤炭，但根據文獻該年基隆煤礦產量已達4,315噸。 4,315噸？聽起來好少唷？當時每噸煤碳大約可以賣5兩銀子──5兩銀子很多嗎？ 1864年中國內地正在打仗，電影「投名狀」所演的「淮軍」正與太平天國和捻軍殊死大戰。「淮軍」是職業軍人，二等兵一個月薪水4.2兩，如果我們用今天志願役士兵的薪水來做比較──1噸煤礦約合今天台幣50,000元！ 1噸5萬、4,000噸就是2億元！！讓我們換一個方法來看看這4,315噸煤礦到底有多少價值。 1863年淡水及基隆的進出口貿易總額是247,000兩，1噸煤炭5兩、4,315噸煤炭約合35,000兩，約合進出口總值的14%！重利之下基隆人瘋狂投入採煤行業。 1864年產量4,315噸。 1865年輸出量7,162噸。 1866年17,887噸！三年間產量增加四倍，爽翻了！賺翻了！如果這不是土豪，誰才是土豪？！一日之間基隆人死光了？！一日之間基隆人都死光光了──你相信這種事情嗎？這不是唬爛，是真實發生過的恐怖天災。正當基隆人挖煤挖到眼發直、數錢數到手抽筋的時候，恐怖的事情就發生了！恐怖呀！ 1867年12月18日（同治6年11月23日）上午10點基隆嶼東方500公尺處發生規模七的劇烈地震，5分鐘後海面變乾，金山海邊離海岸400到500公尺遠的海底都露出，接著高達8公尺（三層樓接近四層樓）的海嘯瞬間撲向基隆！＜淡水廳志＞夏四月，艋舺街火。冬十一月，地大震，月之廿三日，雞籠頭、金包裏沿海山傾地裂，海水暴漲，屋宇傾壞，溺數百人。＜Alvarez，Formosa＞ 1867年12月18日，北部地震更烈，災害亦更大，基隆城全被破壞，港水以已退落淨盡，船隻被擱于沙灘上；不久水又復回，來勢猛烈，船被衝出，魚亦隨之而去。沙灘上一切被沖走。原本建築良好之屋宇，亦被衝壞，土地被沙淹沒，金包裏地中出聲。水向上冒，高達四十尺；一部分土地沈入海中。基隆港內，有若干尺面積地方，其下落已較原來為深。此係據若干歐洲商人證實報告。（徐泓，1983）＜海關總稅務司署／1881年通商各關貿易報告＞一八六七年地震發生在十二月十八日，海水從基隆港傾瀉而出，留下一個乾涸的泊位，但不幾秒鐘，帶著兩個浪頭的海水又洶湧而回，淹沒了舢板和人口。基隆、金包里及巴其那等城鎮部分泡為廢墟。淡水遭到嚴重破壞，好幾百人死亡。（謝毓壽和蔡美彪，1987）＜字林西報＞＜馬偕醫師，來自福爾摩沙＞基隆聽到隆隆聲，港口的海水後退直到所有的魚在泥地或水坑蠕動與掙扎，女人與小孩急忙衝進撿拾難得地誘人的禮物，岸上尖銳的叫聲警告他們海水回來了，如同戰爭猛烈的攻擊，海水衝過原先的邊界，清除位於岸邊低地的房屋，海嘯造成異常的大災禍。金包里有感地震稻田陷落3尺，噴出硫磺水並淹沒土地。＜岡本要八郎(1913)/同治年間に於ける金包里附近の地變＞地震是從南方(硫磺山方面)發出大聲響，如同打雷，聲響逐漸向北方，有震動、接著有激震，激烈的左右搖晃。約五分鐘後海面開始變乾，三十分鐘後，距海岸四、五百公尺遠的海面顯出海底(因為海底深，看起來不太遠的感覺)。一時後海水又滿起來，是海嘯來，海水淹至磺港、水邊尾，波浪高到二丈。金包里街、八斗仔方面亦浸入海水。據文獻記載，海嘯過後全基隆只剩下17戶活人！基隆港外海的基隆嶼距離和平島3.3公里，本身是一座海底火山爆發、岩漿遇到海水凝固形成的小島，約在100萬年前形成。基隆嶼屬於基隆火山群，與基隆山、金瓜石山以及花瓶嶼、棉花嶼等，都是火山爆發的遺跡。 1867年大海嘯的真正原因到目前為止還不清楚，但震央在基隆嶼旁邊是目前學界共識。基隆多山多雨，沒有平地可以農耕，好不容易挖煤礦發了財，卻一瞬間海嘯襲來，基隆所有人都GG了！不要說什麼命中註定不註定，但有沒有這麼衰的？？？圖片說明：基隆附近的斷層與火山，中央下方白色突出的地方是野柳岬，白色虛線圓圈是基隆嶼回頭想想：基隆海邊（距岸邊只有3000公尺處）曾發生過大地震、大海嘯，是哪個傢伙決定在基隆附近蓋三座核電廠的？ Aug 03 Wed 2016

十月 3, 2016 作者：盧正恒（艾默理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天津鄭領事電報，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時間帶到 1898 年，日本駐天津領事拍了一封電報回國內，陳述法國海軍在北京附近調動的事件。這位日本領事姓鄭，雖然目前學界仍不清楚他是誰，但最可能的人物是甲午戰爭結束後，負責擔任伊藤博文翻譯的鄭永邦。鄭永邦，1863 年出生於長崎，祖上以明遺臣自居，長期擔任「唐人屋敷」（即長崎中華街，自中國前來的商人均暫住於此）的翻譯事務。長崎、鄭姓、明遺臣、唐人等幾個關鍵詞，是不是讓讀者聯想到什麼？沒錯，在鄭永邦出生前 240 年，同樣一位具有漢人血統的鄭姓子孫誕生在日本九州島北端的平戶港。他叫鄭森，赫赫有名的另外兩個稱呼，一個是鄭成功，一個則是國姓爺。「延平髫齡依母圖」。當鄭森被帶回中國、以儒家教育扶養長大的同時，他還有一個弟弟被留在日本，繼承了田川這個姓氏。這位同樣流著鄭芝龍血液的中日混血兒，他的後代持續在日本繁衍，直到今日。鄭永邦，就是他的後代。或許因為中文造詣的關係，鄭永邦的父親鄭永昌與兄長鄭永寧，都是明治時期重要的外交官。而鄭永寧的兒子鄭永慶，則是日本第一家咖啡店「可否茶館」的創始人。關於日本鄭家這一系的事情，雖然沒有普遍為世人所熟知，在今天的網路時代，卻也不是什麼天大的祕密。相較於國姓爺的胞弟後代，我們對於國姓爺的直系子孫，似乎所知更少。縱然大家都知道國姓爺的兒子叫鄭經，長孫鄭克臧因為「宮廷陰謀」而被殺害，年幼的鄭克塽接下了「東寧王國」的王位…… 這是我們在歷史課本上所學到的知識。課本接下來說的是 1683 年，施琅攻打台灣，鄭克塽投降清朝，東寧王國滅亡，台灣被納入大清帝國版圖。然後呢？喔對了，還有金庸的暢銷小說《鹿鼎記》告訴我們，鄭克塽是個紈袴子弟，是個貪生怕死之徒。讀完了課本有關鄭氏政權的章節，一般學生就要開始背誦清領時期的台灣設縣、漢人移民、治理政策等複雜又枯燥的東西。對台灣人而言，鄭成功是某些廟宇的神祉、是屠殺原住民的兇手、是聳立在校園的銅像、是課本上一個遙遠的名詞。不管你讀的是國立編譯館的歷史課本，還是金庸的《鹿鼎記》，對於普羅大眾而言，整個鄭氏家族，似乎只到鄭克塽就「沒了」。你有沒有想過，鄭克塽之後的鄭家，發生了什麼事？ 1898 年，是大清國的光緒二十四年。北京城內西直門一帶，正紅旗人的駐地，一個名叫德山的漢軍八旗參領（八旗體系內的軍職）就生活在這裡。因為大清國法律的規定，北京城裡的旗人不能離開駐地超過四十里遠，德山可能終其一生沒去過天津，他自然無法見過大日本帝國駐天津的領事鄭永邦。但是，這兩個人之間，可是有著極為親近的血緣關係。「德山」聽起來是個典型的旗人名字。大家可能會猜他的姓氏是什麼：納蘭？愛新覺羅？葉赫那拉？還是蘇察哈爾？都不是。他姓鄭，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國姓爺嫡系子孫。時間拉回 1683 年的台灣。施琅在澎湖打敗了鄭家將領劉國軒的軍隊，而退回台灣的劉國軒，則說服了當時的延平王鄭克塽及其母，以及那個原本主張轉進（其實就是攻佔）呂宋的「一劍無血」馮錫範，東寧王國就此投降於大清帝國。其後，鄭克塽被遣送到北京，康熙皇帝把他編入了漢軍八旗，並給了他一個頭銜──「漢軍公」。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皇帝為了讓成年的鄭克塽和直系家人能夠過生活，把他原本留置在福建的親人搬到北京來（但整個鄭氏家族還是有一部分人留在福建），又賜了一個佐領給鄭家，由鄭克塽的弟弟鄭克壆擔任初代佐領。佐領是八旗制度下的基本單位，能獲得朝廷補貼米、銀、布等物資。換言之，國家會負責供養整個家族。不久之後，鄭克塽又向康熙皇帝要求多賞賜一個佐領。他的理由是，因為鄭氏家族的人口太多了，只有一個佐領的薪水是吃不飽的。慷慨的康熙皇帝於是成立一個新的佐領，封給鄭克塽的另一個弟弟鄭克塙。鄭氏家族的這些後代，某種程度而言可以說是「紈絝子弟」。鄭克壆後來因為藏匿逃人（一般而言，指八旗的奴僕逃離原主人）被舉獲，因此被免了職。於是，鄭克塽便接下了佐領的職務，去世之後則由他的兒子鄭安福接任。這時，鄭克塽的另一個兒子鄭安祿因為不知名的原因，把一個人給絞死了，鄭安福因此受到牽連而被免職。這個佐領，於是交給了他們的堂兄弟鄭安德管理。雍正四年（1726），鄭家這兩個佐領被移出了正黃旗，改編入正紅旗。兩年後，最初獲得的那個佐領因為人數過少，皇帝將此佐領改編為「半個」佐領。雍正九年（1731），同樣在投降後被編入八旗的劉國軒，此時也擁有了一個佐領。然而，他同樣也面臨了壯丁過少的問題。於是，整個八旗為此開了一場大會。這場大會的其中一項決議，就是把劉家跟鄭家的佐領合併成一個，然後由這兩家人輪流管理。好景不常，劉家後來的當家劉顯，不久後獲罪免職。因為沒有子嗣，這支劉家血脈就這樣斷了。於是，鄭家便理所當然地永遠擁有這個佐領的管轄權。鄭氏佐領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從此之後，鄭氏家族的運途開始一飛沖天。首先，是鄭家子孫鄭栢考上了武舉人。不久之後，他的姪子鄭承宗當上了湖南地區的參將。在清代綠營的軍職體系裏面，「參將」的地位其實不高，但鄭承宗是湖南巡撫手下第一紅人，舉凡調查武舉考試作弊、派兵勘查地方民情等事務，湖南巡撫都指派鄭承宗負責。甚至，在中英鴉片戰爭的過程中，鄭承宗還負責調集大砲，準備沿長江而下，以支援沿海的戰爭。到了道光年間，鄭氏家族進入八旗系統已超過一個世紀，也經歷了六個世代的傳承遞嬗。鄭家子孫深受滿洲文化的影響，他們開始閱讀翻譯成滿文的儒家經典，當上八旗的騎兵、負責製作著最精良的滿洲弓箭，甚至還當上了八旗系統內的高官。當然，也包括了管理錢財發放這類能夠中飽私囊的肥缺。更重要的是，他們從此不再重視姓氏。這些國姓爺的子孫，名字開始變成「圖山」、「圖敏」、「德山」、「慶祥」、「玉良」、「恩福」、「德印」…… 當鄭芝龍留在日本的後代正名自己的姓氏為「鄭」，並且在德川幕府擔任優秀的漢文通事、儒學專家的同時，留在大清國京師裡的鄭家子孫，卻開始慢慢把自己當成了旗人。他們進入最好的旗人學校，讀翻譯的儒家經典、學習滿文。甚至，他們嫁與娶了皇室的旁支成員，與祖先國姓爺曾經「反抗」的對象，結成了親家。這群鄭家人，真的忘了他們的漢人身份嗎？其實並不盡然。最好的例子是嘉慶、道光年間，留在泉州的鄭家打算編修族譜。或許是需要金錢援助吧，他們找上了北京的親戚，而這個已經深深浸染旗人文化的的鄭氏家族，仍然毫不吝嗇地捐助了金錢。因此，北京鄭家的幾位祖先，被記載在泉州鄭家的新族譜裡，但卻特別註明了一段話：「散居京師漢軍旗下，以名為姓者眾。」兩個血脈同源卻相隔千里的家族，最終還是聯繫了起來。時間推進到光緒年間，前文提到那位擔任參領的德山，有一位堂兄弟名叫德印。他用滿文材料為底本編修了一份家譜，僅記載鄭芝龍這一支的血脈。這份族譜，詳盡地記載了鄭氏家族在八旗體系內的繁衍情況。儘管如此，這份家譜仍然將最早的祖先，追溯至鄭芝龍、鄭成功等漢人。 1911 年之後，大清帝國被推翻，中華民國創建。此時，又出現了一份所謂的《鄭氏家譜》。家譜編纂人的署名分別是鄭玉海以及鄭澤。他們是誰？鄭玉海在清末擔任掌管分發錢糧的「領催」一職，鄭澤則是鄭家的末代佐領。兩位典型又標準的旗人，為什麼又編修了這份族譜呢？ 1911 年的辛亥革命，其實原先是一場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革命。鄭家知道自己是漢人的後代，因為他們有族譜、他們屬於漢軍，但是他們早就熟悉滿洲文化了。在革命結束後，滿漢衝突越來越激烈，鄭家要說自己是什麼人？滿人？旗人？還是漢人？想像那個大時代背景下，他們只能妥協，成為漢人。他們只能用這種方式來證明自己血統純正，以期待一切相安無事。但是，他們知道與北京近在咫尺的天津日本領事館內，其實還有一個鄭氏家族的成員嗎？流著相同的血液，卻有著不同的身份認同、服膺著不同的主子。鄭芝龍在台灣當翻譯、當海盜；鄭成功率軍攻打荷蘭東印度公司，奪下當時荷蘭在東亞最大的殖民地；鄭克塽在台灣投降施琅；鄭芝龍的嫡系子孫留在北京，成了旗人。另一方面，鄭芝龍在日本留下的另一支血脈，在清末卻成為日本人的翻譯，將台灣割讓給大日本帝國。這兩支鄭氏家族一個在天津，一個在北京，但雙方似乎顛倒了身份認同。身為日本人的鄭永邦姓鄭，操著流利的漢文，擔任大日本帝國駐天津領事；身為漢人的德山卻放棄了鄭姓，操著流利的滿文，擔任著大清帝國的正紅旗參領。簡言之，當大家在爭吵著國姓爺的歷史定位、當某些人把國姓爺供奉在廟宇當中時，其實這個家族仍然因應著時代推演，而有所變化發展。明清鼎革，讓鄭家被一分為二。施琅攻台，讓鄭家進入漢軍八旗。甲午戰爭，把分隔的鄭家再度連在一起。辛亥革命，讓鄭家夾縫中求生存。筆者做研究的這幾年，曾經在泉州和天津各聽到一些故事。在泉州，當地老人回憶文革以前，曾有一批鄭姓子孫從內蒙古騎馬南下到泉州石井謁祖。他們是不是當年旗化、滿化的北京鄭家人？在天津，一處名為鄭家大宅的地方雖然已被夷為平地，散居當地的幾戶人家告訴我，在日本佔領時代，曾有一批日本軍官到這個地方來，宣稱自己是鄭家在日本的後代。他們是誰？現在，我們已經不得而知了。

台灣回憶探險團你知道嗎？百年前的原住民就在使用美造的溫徹斯特(Winchester)連發槍。最近布農族獵人因使用「拾獲」的槍枝狩獵遭判刑三年準備入監服刑，引發爭議。現行的法律規定，原住民可以在登記許可的情形下自製槍械狩獵，但一直以來限制重重，之前內政部認定原住民製造的槍械必須是前膛槍(即由槍口填入火藥及彈頭的傳統方式)，而此一方式裝填不便並容易衍生膛炸或走火誤傷人的風險。許多族人為了安全及方便改製由後方裝彈的後膛槍，因而遭到起訴或判刑。一直到去年六月，才放寬為可以使用「口徑為零點二七英吋以下打擊打釘槍用邊緣底火之空包彈引爆（喜得釘）」。當然顯而易見的，不是「自製」(拾獲就不行)、使用正規的制式槍械、或使用正規的子彈，都會被以違反槍砲彈藥管制條例送辦。對照百年前原住民就在使用美造溫徹斯特(Winchester)連發槍(圖：百年前的太魯閣族威里社頭目Pisaw Pawan)，作為原住民生活工具的槍枝，不但沒有隨著時代演進而得以提昇，反而受到很大的限制，甚至遭受安全上的威脅或落入法律陷阱。由此一事件也不難看出，原住民的生活方式，不管是有形無形，許多層面還是受到外來者的規範。雖然在許多人的努力下，10年前已經有原住民族基本法立法，但參選平地原住民立委的馬躍·比吼這樣說：「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論做什麼都違法，居家護理所無法成立、不能蓋母語幼稚園等等，甚至連蓋教會都會被判罪。原住民鄉鎮有許多部落的工作，都因為土地難取得、建築不合法沒辦法正式立案等等的問題被卡住。如果沒有有力人士推動，這更本就不太可能進行下去。」當然多元族群要共同生活，一同定義清楚一些基本規則是必要的，但目前的現況，原住民究竟有多大的實質空間得以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還是在語言、文化消逝下，最後在不知不覺中畫下句點？再將視野放大到整個臺灣，目前在臺灣運作的「憲法」，制定時根本與臺灣毫無關連，卻箝制了所有人的命運，我們的語言、教育、價值觀、歷史記憶，能否尊重多元族群不同的觀點，還是只能接受外來統治者的單一價值？原住民的命運，就是臺灣、也是你我命運的縮影。延伸閱讀：馬躍．比吼 Mayaw Biho https://www.facebook.com/2016mayawbiho 布農獵人孝母打獵遭判刑原團呼籲提起非常上訴 http://www.civilmedia.tw/archives/40339 — 本文同步刊載於 http://www.twmemory.org/?p=8821 Google+ https://plus.google.com/+TwmemoryOrg ☆☆☆☆☆ 台灣回憶探險團台灣回憶募集中，各位團友若有任何關於台灣的老照片、影片或是文獻，都歡迎投稿與大家分享討論哦~~！ // 你知道嗎？百年前的原住民就在使用美造的溫徹斯特(Winchester)連發槍。最近布農族獵人因使用「拾獲」的槍枝狩獵遭判刑三年準備入監服刑，引發爭議。現行的法律規定，原住民可以在登記許可的情形下自製槍械狩獵，但一直以來限制重重，之前內… 由台灣回憶探險團貼上了 2015年12月8日

2016-11-23 〔記者洪瑞琴／台南報導〕促進西拉雅族生存發展及文化傳承，南市透過發布「台南市西拉雅族振興發展辦法」，全面啟動發展西拉雅語言、文化。西拉雅語屬南島語系逐漸式微第一所西拉雅學校於一六三六年在台南新港社設立，新港文書更促使西拉雅族成為台灣第一個將語言文字化的民族，今年恰逢設學滿三百八十週年，藉由文化節系列活動，將主題訂為「Kting-a」（西拉雅語：閱讀）表示紀念，文化節活動持續到年底。台南市西拉雅原住民推動會執行秘書萬淑娟表示，西拉雅語為多音節，屬於南島語系，跟台語不一樣，例如吃飯，西拉雅語「Kman」，好、讚是「Mariyang」，再見是「mahanru」，歡迎是「tatalag」，還有生活語言文化彼此影響，所以台語夾雜西拉雅語，例如西拉雅語lalulug謝謝，就跟台語的「魯力」有點像，西拉雅語ina媽媽、ama爸爸，跟阿美族相似。萬淑娟不諱言，漢語同化深度影響下，西拉雅語逐漸式微，因此近廿年來市府推動西拉雅族語復興運動，大力挽救保留西拉雅文化，包括新化區口埤國小建立西拉雅語實驗學校，結合社區豐富自然資源與西拉雅原住民文化，開發特色課程，發展西拉雅語言、文化。市府將西拉雅語納入教育系統市長賴清德也於今年三月簽署發布「台南市西拉雅族振興發展辦法」，包含訂定目的、主管機關、適用對象、權益保障範圍、教育權利保障、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保障、文化產業保障、歲時祭儀、文化資產、考古遺跡保存等，肯定西拉雅族在台灣的歷史地位，並且尊重其自主權利及平等地位，促進西拉雅族生存發展及文化傳承。

人類的起源一直以來是考古學界和科學界最好奇的謎團，而現在竟有一份報告指出，台灣人可能是現在地球上所有人類的共同祖先！這份報告來自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在2003年發表的論文《on the Common Ancestors of All Living Humans》。這篇文章假設，如果現在地球上的人類有一個共同祖先，那位祖先會是哪裡人？「最晚」可以推到多少年前？關於人類起源，學界仍存在許多分歧，目前較有公信力的單地起源說認為人類「最早」來自非洲，經過多次遷徙後分別來到亞洲、歐洲。因此，這份報告並不是探討人類「最早」的祖先是誰，而是利用電腦演算推估出最近的人類共同始祖是來自何處。結果發現，公元三百年前居住在台灣沿海都市的某個人，有極大可能和目前地球上每一個人都有關係。報告指出，這是因為台灣過去是航海民族居住的大本營。靠著優異的還海技術，這位台灣人（嚴格上來說，他是現今原住民的祖先）從台灣航行到菲律賓，再到印尼，最西到非洲的馬達加斯加島，最東到復活島，最南到紐西蘭。這個觀點在網路上引發許多討論，林媽利曾藉由台灣人血液成分斷定台灣族群的起源，並得出台灣祖先是從東南亞島嶼（菲律賓、印尼）等地遷徙到台灣的結論。不過和林瑪莉的研究不同，這份麻省理工的報告是利用電腦計算的假設，並不存在實際的人類學基因研究證據。而這份2003年的報告之所以在最近被翻出來，是因為有「藏書界竹野內豐」之稱的黃震南在最近出版的書《台灣史上最有梗的台灣史》中（書摘內容），用有趣的口吻再次將這個觀點提出來的原因。而他本人也在PTT上現身，親自回答鄉民的問題。另外，在著名的科普頻道Vsauce，也提過這件事。如果大家對於「台灣起源」說還存有許多疑問，也不妨來看看這段影片的介紹。（首圖來源：er madx CC licensed）黃靖軒 Posted on 2016/08/30

Posted on 2017/02/09 想想論壇【我們為什麼挑選這篇文章】清領初期，對於移民台灣限制非常嚴格，規定渡台者不准攜帶家眷，自此之後將近 100 年，台灣女性奇缺，而漢人移民也有和平埔族通婚的紀錄出現，當時這些單身「羅漢腳」想娶番女為妻會遇上哪些困難？跨族群通婚究竟普不普遍呢？（責任編輯：蔡沛宇） kanegen, CC Licensed. 多數台灣人有原住民血統？ 1684 年施琅滅台灣鄭氏王朝後，正式進入臺灣清治時期。台灣入清版圖後，漢人與番女通婚（本文稱番女、平埔熟番等皆是歷史用詞，無任何現代意義），見於史書記載。例如 1764 年出版的重修鳳山縣志提到「漢人牽番女，儀節較繁。」由此可知台灣入清版圖已超過一甲子的乾隆朝，漢番通婚確實存在，而漢移民特別是男性與番女之婚嫁，也有複雜的儀式。不過，漢人與番女通婚在清治時期是否已經是普遍性的存在，卻值得存疑。重修鳳山縣志記載的番女指的是來自平埔熟番的女子，史料稱，平埔熟番的男女婚嫁已有學漢人娶女，不以男出贅，也就是說，平埔熟番在清統治台灣一甲子後，深受漢文化裡頭的婚姻習俗影響，番男子不再入贅女方家，漢文化所謂娶妻的概念進入了平埔熟番的婚姻觀，改變了舊有的平埔熟番入贅制度。我們可以理解，當一個移墾社會所帶來的文化變得強勢時，勢必會入侵原生的番人社會，亦即透過漢番通婚、番人改變婚姻習俗而使強勢文化更具體而微。漢番通婚、番人改變婚姻習俗皆已見諸史書，無庸置疑。只不過，過去的漢番通婚所詮釋出當代台灣政治論述之一──即台灣人祖先與平埔女子通婚而有當代台灣人有別於中國人身分的政治正確詮釋，早已影響力如此之大，但是，筆者以為，漢番通婚在清治時期卻有可能是相當少見的現象。三大點解開漢番「大量」通婚的迷思第一點，平埔熟番的女性相當少。閱讀重修鳳山縣治提供的番餉資料，可以發現，清朝統治台灣以後，官府開始向平埔熟番徵收實物稅，即每丁徵米折粟。徵稅需要準確的統計數字，好獲得實質的收益，以鳳山八社可徵收的丁口數來說，也才 3592 丁口，這還不包含番婦、老弱婦孺等豁免派徵。乾隆二年，下詔頒布番餉改照民丁則例，即政府對平埔熟番始徵銀錢，照漢人例。這時，可徵收的丁口比起康熙朝更少，僅 1748 丁口，可以想像，偌大的屏東平原上生活的鳳山八社女性比例相當之少，筆者認為，漢人娶番女為妻，官史並無凸顯多寡，但應為少數現象。這裡的重點是，漢番如果大量通婚，傳統平埔熟番的入贅制度可能因此消失，平埔男性找不到女性結婚難道毫無怨懟？何況漢人傳統的男尊女卑觀念對於平埔熟番的入贅制度是否能接受？這種歷史現象也許需要再討論。第二點，進入乾隆朝後，清朝開始嚴禁漢番通婚，違者施以刑仗，且刑仗嚴厲之程度比起農民偷水之處罰更甚。我們應該明白，農業社會中水資源頗為重要，而在清治時期的康熙末年，中國發生糧荒，台灣產之稻米成為經濟作物。雍正三年，台灣稻穀更銷往中國沿海各省。雍正年間，台灣米洛陽紙貴，而逢缺水時節，禾苗勢必萎頓，在純然利益考量之下，農民爭水、偷水之事即不免發生。偷水滋養自己種植的稻苗在農業社會已屬於嚴重犯罪情節，台灣私法物權編說明：毋論業主已未車戽入田，而他人擅自竊放以灌已田者，不論黑夜白日，按其所灌田禾畝數，照侵占他人田，一畝以下笞五十，每五畝加一等，罪止仗八十，徒二年。可見偷水的罰責頗嚴，但官府對於番漢通婚卻實施比偷水更嚴厲之刑罰措施。例如乾隆二年，巡臺御史白起圖等奏准：漢人不得擅娶番婦，番婦亦不得牽手漢民。違者，即行離異。漢民照民苗結親例，仗一百離異；土官、通事照民苗結親媒人減一等例，各仗九十；地方官照失察苗民結親例，降一級調用。其從前已娶、生有子嗣者，即行安置為民，不許往來番社，以度煽惑生事之端。乾隆新政，嚴禁漢番通婚，笞以比偷水情節更重之刑仗，顯示官方態度確實是嚴禁漢番通婚，不希望漢人與番女有任何往來，造成官府統治上的困擾。官府大力禁婚，顯現其不讓漢番交流融合的態度，但是否有效嚇阻通婚之風氣，這裡必須也有個背景是，我們知道，台灣高懸海外，官府吏治易敗壞，時常發生政令不出官府，因此也有可能發生漢人與番女私下通婚。但不可否認的是，乾隆年間，漢番通婚是非法行為，刑法之重也許遏制了漢番通婚之風氣，因為漢移民即使想違法娶番女，並不表示番人也想同意違法而遭受無謂的處罰。我們看見，平埔熟番在清統治時期，依史書稱，過去番人用藍布纏頭的習俗已久，但薙髮令一出，傳統習俗喪失，但不像中原漢人反抗薙髮令之烈，番人似乎較不敢違背此道政令。例如乾隆二三年，薙髮令下達番人，各社番尚有未盡奉行者，後縣官集土官訓諭之，今盡遵制，彬彬乎衣冠文物之風矣。綜觀官史也許對反抗之事有避重就輕，但平埔熟番悉「盡遵制」，似也表達臣服之意。第三點，由於番女人數極少、乾隆視番漢通婚為大罪，加上從康熙朝開始實施的渡台禁令規定渡台者不准攜帶家眷，但來台開墾的移民日漸繁多，男多女少現象自然嚴重。雍正六年，藍鼎元朝見雍正帝並條陳「經理台灣疏」，提出當時兩性比例不均的解決可維持社會秩序，首先他分析當時漢女相當稀少：自北路諸羅、彰化以上，淡水、雞籠山後千有餘里，通共婦女不及數百人，南路鳳山、新園、瑯橋以下四、五百里，婦女亦不及數百人。合各府各縣之傾側無賴，群眾至數百萬人，無父母妻子宗族之繫累，似不可不為籌劃者也。藍鼎元因此建議雍正應放寬渡台禁令，「漸解其靡室靡家之民，必先逐其有室有家之願。蓋民生各遂家室，則無輕棄走險之思。」他提出以家庭導正當時社會的風氣，讓社會秩序回到正軌，然而雍正當時並未採納此建議，持續實施渡台禁令。一直到乾隆五三年，在林爽文事件功臣福康安建議下，才徹底廢除渡台禁令，漢婦與其夫來台始合法化。漫長的渡台禁令實施期間，女性異常缺乏，漢人是否會私下與番女通婚，不得而知，但可猜想得到，大部分男性移民可說是幾無家累，在無家累束縛下，自然容易做出違背倫常之事。本文認為，清治時期的台灣，漢番通婚的確存在，史書也曾記載，但綜觀本文前面的分析，漢番通婚可能是清治時期相當少見的社會現象，而不是常態的社會現象，歷史學者周婉窈也曾提出漢人娶平埔某比例不高的論點，她說：我們須注意，原住民人口向來不多，清朝統治末年頂多十餘萬，而漢人已達兩百八十萬，從人口結構來說，原住民婚齡女性人數有限，況且多數部族和漢人沒接觸，有接觸的，也不可能全部嫁給漢人，因此，娶到平埔某的漢人占人口比例應不高。其次，本文最初有提到漢人娶番女有繁複的儀式，儀節之多說不定嚇跑了有意娶番女的漢人，而平埔熟番的女性嫁漢人，平埔男性肯定也會反對與吃醋的！

Sam2017-03-03 紐西蘭毛利人紐西蘭的毛利人是這個國家的原住民。據歷史記載，早在700-800 年前，他們就在這裡定居和生活了。毛利人有自己的文化和語言，現如今，他們在紐西蘭也是擁有著重要的地位，紐西蘭政府也在保護著他們的文明。今天，英國每日郵報發表重要研究報告，經過最新的DNA 比對研究，紐西蘭毛利人以及大多數大洋洲島民都是台灣的後裔。在紐西蘭曾經流傳著一個有關毛利人的說法，就是他們是台灣人的後裔，因為曾經有人做過DNA 比對，發現他們的DNA 和台灣人的DNA 有些類似，但是這個說法一直並未得到證實。但是曾經有朋友做過嘗試，讓毛利人學中文，他們發現毛利人學中文，發音異常的標準，學的非常快。還有的人嘗試讓毛利人去一次台灣，沒想到毛利人的感受卻是：「很有家的感覺」。之前，科學家認為波利尼西亞人（大洋洲島民）是巴布亞人的後裔。而今天，科學家們宣布，他們提取了778 具在大洋洲及東亞地區的屍體頭骨進行比對得出結論，大洋洲島民，確實是台灣人的後裔。研究顯示，在4 萬年前，當時的人類就已經從東南亞擴展到了印尼，巴布亞新幾內亞還有澳大利亞。那時候這些地方都有人生活。但是大洋洲的這些島嶼卻沒有人生活。大概到了3000 年前，這時候，人類文明的發展非常快，那時候人們已經學會了長途航海，很多人帶著家裡的動物，植物，或者種子，飄揚過海，並且那時候的人已經可以製造出獨特的陶器。然後逐漸的，建立了西太平洋的拉皮塔文化。這時候的文化和人類的生活已經涉及到很多島嶼，包括所羅門群島，瓦努阿圖，新喀里多尼亞，斐濟和新幾內亞的東端島嶼擴張到湯加和薩摩亞。然後人類發展就進入了停頓期。直到1000 年前，人類進入了另外一個移動期，很多人漂洋過海，到了夏威夷，復活島。又過了300 年，大概700 年前，又有一些人，漂洋過海，到了紐西蘭。用容易理解的話講，就是最早4 萬年前的時候，那時候台灣島上的居民很多，於是就跑到其他地方去生活，地球很大，他們也很能跑，於是就跑到了東南亞很多陸地國家生活，包括印尼，巴布亞新幾內亞，甚至還飄到了澳大利亞，他們與其他人群通婚，人口迅速膨脹。於是很多人在3000 年前又開始跑，終於他們發現了大洋洲有很多適合生活的小島，他們就去了。然後1000 年前的時候，人類又開始繼續跑，然後跑到夏威夷，復活島。然後又過了300 年，他們跑到了紐西蘭，建立了毛利文化。如果用一句話說，就是台灣人，用了4 萬年，跑遍了三分之一的地球。或者說，整個大洋洲的波利尼西亞人，都是台灣人的後裔。這下，很多傳聞就似乎有了答案，而這次的研究結果，也印證了之前的許多傳聞。毛利人確實是台灣人的後裔。但是毛利人是最先發現紐西蘭的嗎？是紐西蘭最早的居民嗎？也許許多人這麼認為，可是答案卻是否定的！那麼誰最先發現的紐西蘭呢？英國退休海軍軍官加文·孟澤斯通過15 年的研究，曾經出版過一本書，名字叫《1421 ：中國發現世界》，書中該書主要介紹了1421 （明成祖永樂十九年）中國發現美洲大陸，早於哥倫布70 年；中國人發現澳洲，先於庫克船長350 年；中國人到達麥哲倫海峽，比麥哲倫的出生還早一個甲子；中國解決計算經度的問題，遠遠領先歐洲三個世紀。再後來，一名歷史學家叫做塞德里克·貝爾，他還曾是一名海事工程師，他通過對該書的研究得到啟示，並親自來到紐西蘭進行考古工作，他通過電子掃描器等現代化設備發現，在紐西蘭南島基督城的植物園中，發現了中國城遺址。他在研究中，肯定的說，在1000 多年前，中國人占領了紐西蘭，並在基督城植物園這裡，曾經建立過一個中國城，大概居民4000 人左右，基督城就是南島中國人的首都。並且在附近海域，通過用碳十四化驗，發現了中國帆船的殘骸，他認為，中國的船，早在2000年前就來過紐西蘭。另外通過DNA 遺傳學證據，證明了，在毛利人登陸了紐西蘭之後，和中國人發生了很慘烈的戰爭，當時，毛利人殺了所有的中國戰士，只留下了中國女子作為性奴，並侵占了中國的領土。世界之大，歷史之久，無奇不有。今天，英國每日郵報發表研究結果，確定了毛利人以及其他波利尼西亞人都是台灣人後裔，也就更證明了，曾經發生在紐西蘭南島的那次慘烈戰爭，追根究底，是台灣後裔與中國人的一場戰爭。而戰爭的時間，根據此次研究數據提供的時間軸,也終於得出了答案，應該是在700年前。究竟當時戰爭的情況如何，都發生了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也許有一天，答案就會揭曉。出處：走進新西蘭（Xin-xilanxinxi）

能看出來，毛利人是台灣原住民的後裔嗎？（大紀元合成）【大紀元2017年07月25日訊】紐西蘭（新西蘭）一直以來流傳著一個傳說，就是毛利人的祖先是從台灣來。有人試著教過毛利人中文，發現他們中文發音異常準確，而且學得非常快。而當有人帶毛利人去台灣時，他們的感受是，「很有家的感覺。」毛利人的語言和傳說都跟阿美族的相像。而科學家們的基因研究表明，事實確實如此。最原始島民都是東亞基因不光是毛利人，幾乎所有太平洋島民的血統裡都有從東亞來的基因。研究者們測定現代太平洋島民的基因，發現有東亞人的血統，也有巴布亞人的血統。而測定兩千到三千年前的島民的基因時，卻發現幾乎沒有任何巴布亞人的痕跡。也就是說，最先來到島上的是漂洋過海的東亞人，而巴布亞人是後來的，跟先來的人混了血。巴布亞人是在東亞人之後來到群島上的。(ARIS MESSINIS/AFP/Getty Images) 哈佛醫學院的遺傳學家大衛·賴希（David Reich）博士在科學期刊《自然》刊文寫道：「我們的研究表明，大洋洲的第一批人類都基本沒有巴布亞的血統，跟現在的情況截然不同。」此研究還強調，大多數在島民身上發現的東亞血統都是從女性傳下來的。這表明，來到群島的巴布亞人主要都是男人，然後跟拉皮塔文化的女人繁育了後代。澳洲國立大學的考古學家、此研究的作者之一馬修·斯普利格斯（Matthew Spriggs）教授則說：「在這項研究裡，我們基本解決了太平洋島民的起源問題，也就是所謂『波利尼西亞人的起源』。」拉皮塔文化起源於原始台灣文化斯普利格斯認為，西太平洋的拉皮塔文化就是東南亞島嶼文化，是五千多年前在台灣從製作陶器的農民那裡起源的。拉皮塔的土器，就起源於台灣。（維基共享資源）在大概三千年前，台灣人帶著家養動物、植物、陶器和他們的文化，遠航到了無人的太平洋群島上，然後逐漸建立了那裡的拉皮塔文化。而在跟不同人群混血之後，有一些人又去往了紐西蘭，也就是當今毛利人的所在地。斯普利格斯還說，此研究可能引發對大洋洲其他居民祖先的一些新猜測。「事實上，『波利尼西亞人』和『美拉尼西亞人』的不同，只是亞洲血統和巴布亞血統的多少而已。」他說，「如果你有26%的巴布亞血統，你就算一個波利尼西亞人。如果巴布亞血統超過50%，你就算一個美拉尼西亞人。」斯普利格斯教授認為，波利尼西亞人（左）和美拉尼西亞人（右）的不同只是在於他們亞洲血統和巴布亞血統的比例不同。（大紀元合成）

Posted on 2017/08/08 BO 享讀沙龍（來源：維基百科） BuzzOrange 徵才中！社群編輯＋實習編輯 >> 詳細職缺訊息準備好你的履歷自傳，以及政治公共類文字作品，寄至 jobs@fusionmedium.com 每天看 BO 文章讓自己思考國事，不如加入我們一起刺激大家關心這個社會！誰適合閱讀這本書？如果你：希望尋找真正屬於台灣歷史文化的根、在乎轉型正義和歷史真相、喜歡閱讀故事，那麼你一定不要錯過這本書。為什麼要介紹這本書？過去，我們只會在歷史課本裡讀到短短一個段落，告訴我們極為抽象的字眼：二二八、白色恐怖、戒嚴，告訴我們因為取締私菸發生了二二八事件、匪諜就在你身邊，卻沒辦法感受到它真真切切發生在腳下生活的這塊土地上，也不明白長輩們不願提到這些詞彙的恐懼從何而來，更無法想像這或許和我們身邊的某一個親友有關。而今天要推薦給大家的片段，是來自於 1970 年時的「台東泰源監獄起義案」其中一位起義者鄭金河寫給家人的遺書，我們特別選取了寫給兒子的其中一封信，最能體現出一位革命英雄的理念和對家人的深愛，看見他們真實的模樣。什麼是泰源事件？鄭金河又是誰？泰源監獄起義案的能見度非常低，因為行動實際上並沒有成功，很快就被國軍鎮壓而沒有國際知名度，但這仍然是在 228 之後第一個有組織性的台獨武裝抗爭事件。而這次要介紹的鄭金河是其中的革命志士，先前就已經因為參與另一起武裝起義蘇東啟案而遭到逮捕，這次仍然堅持著「推翻兩蔣政權」的理想。最終，他在槍決前，對鄭正成說：「臺灣如果沒有獨立，是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的恥辱！」他深信起義推翻強權，向世界宣告臺灣獨立，是他的使命。但，最終這份熱血，卻至今無法看見實現的那一刻：「我們要走了，剩下的就留給你們了。」中華民國 59 年 4 月 16 日，一份由當年總統府秘書長張羣和參軍長黎玉璽呈給總統蔣中正的公文，主要是呈報關於泰源監獄囚犯劫械逃獄處理過程。文末，蔣中正親批紅字：「如此重大叛亂案，豈可以集中綠島管理了事，應將此六犯判刑槍決。而賴張李等三犯，以警衛部隊士兵，而竟預聞逆謬不報，其罪難宥，應照法重處，勿誤。中正。」（來源：維基百科）推薦指數：★★★★★ 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彷彿是空無的存在，但確實曾經存在過。他們存在的意義，或許會逐漸顯現。通過一次比一次深入的努力，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或許會有能力為他們譜寫出安魂曲。」 ──唐香燕（作家）精選內容節錄：建國兒，這封遺信，你永遠要留著，不能擲掉它，要你時時刻刻記得爸爸的遺言。⋯⋯建國兒，爸爸在很遠的地方送給你幾千萬個的「吻」⋯⋯。建國兒，爸爸和你永遠離別了。建國兒，爸走了！不見了！最後爸爸祝你事業成功！一九七○年四月六日愚父金河絕筆人人都說，他像極父親。然而關於父親的長相，他已經沒有印象。出生後，父親不在身邊，更大一點，母親也離開了。理著平頭，雖不高但身形壯碩的鄭建國，做了三、四十年的油漆工，靠著手藝養活一家子。回想童年，他說自己是在阿公阿嬤的疼愛中長大。在父親還沒出事前，他們在村裡經營雜貨店（簳仔店），生活小康，父親入獄後，店也關了，阿公阿嬤靠之前的積蓄養他。國小二年級時，阿嬤過世。國小五年級時，父親遭槍決。從此，便剩祖孫兩人，相依於鄉下老屋內。屋裡很靜，世界很小，彷彿只剩孤身一人。在那之後，他便想著離開家，離開村子上臺北。後來，看到遺書，知道自己亦有一份深厚的父愛，只是這份愛始終藏在他看不見的地方。相較於父親的缺席，他更掛念的是改嫁後的母親。他不愛念書，國中只讀一年，十四歲和朋友上臺北找工作，早早離家成油漆工學徒，十六歲時，他從舅舅那邊打聽到母親的地址，見了她一面，那時母親已有新的家庭。他不知該從何談起。甚至不知該不該怨怪母親為何離開。也許他那時已經懂得母親的難處。但他仍然很渴望見一面，讓她看看他，又或是讓他知道她過得如何，知道在這世上有血緣相連的至親。那次見面，他不知怎麼感到母親有自己的生活。經過長久的分離，兩人不親，話亦不知從何說起，沉默使人想逃，兩人沒談到被槍決的父親，後來，他一直沒再找她。深怕，過多的沉默容易使人窒息。十八歲，他回雲林鄉下結婚，太太是和他同一村莊的人，知曉他的過去，父親的過去。他不必費心思解釋那些他無能解釋的事。那些看似複雜又讓人無端沉默不知該從何敘述的過去。他的母親沒參加婚禮，但有阿公和全村的人為他們祝賀。婚後不久，阿公過世。他在臺北有自己的家。雲林的家，漸漸淡出成回憶。建國兒，在這世界上，你不能再見到你的父親。這是一件最悲痛的事。生離死別之苦，誰也無法避免，但是在悲痛中要克制神聖的眼淚，把痛苦吞進去，吐出歡笑來，⋯⋯因為在悲哀的這一面，牠不僅不能改善你的精神，卻反使你陷入柔弱卑怯的境界。所以這種悲哀，應用克制的決心來戰勝它。悲哀的另一面，它卻使你的精神趨向高貴而偉大的途徑。 ⋯⋯世界上頂可愛的人，就是父母親，世界所給與的，不論煩惱或愉快，你總不會忘記你父母親吧！因此，你對於父親，也有比從前更加重大的責任在身上了。所以說，為了愛父親就要更加改善自己，才可以安慰父親的靈魂。此後，無論做什麼事，你必須常常反省，這是爸所喜歡的。 —鄭金河寫給兒子的遺書（一九七○年四月六日）鄭金河對鄭正成說：「臺灣如果沒有獨立，是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的恥辱。」他說：「我們要走了，剩下的就留給你們了。」幾個關鍵字：臺灣。獨立。年輕人。恥辱。短短兩句話，道盡青春的信仰。臺灣獨立，是他們對自己年輕生命最終價值的期許。就像所有年輕的革命分子一樣，革除獨裁者，尋求政治希望。我想像著鄭金河臉上的表情。或許是憤怒，或許是不甘，或許是遺憾。更多是，期盼。必須得憤懣說出口的期盼。就地成仁。革命與起義，拋頭顱灑熱血，全是無可閃避的信仰。當初入獄時，他也不過是二十出頭的少年，在鄉下殺豬。他與豬搏鬥時，不知道世界發生什麼事，他所擁有的是青春與天真，整片的稻田與農人，關心溫飽與戀愛結婚生子成家，像其他人一樣活著。國家，政府，強人，民主，很遙遠。直到去當兵，進入海軍陸戰隊，認識同他一般身材壯碩的陳良、詹天增、鄭正成，他們全因一九六一年蘇東啟案遭判刑入獄，其中陳良、鄭金河都來自雲林，蘇案中，鄭金河被判十五年，陳良被判十二年，至泰源事件發生時，他們已入獄服刑約八年半。軍隊，是他們一生中不可逆的轉捩點。他們開始萌生反抗意識。權力與壓迫很快讓他們認清處境。他的家人不明白為何他被牽連進蘇東啟案，成了武裝叛變陰謀分子。但這也是他們生平得以跳脫家鄉，結交朋友，擴大視野，清談時事與政局之處。世界不再遙不可及，反倒為他們腦海勾勒出亟欲捕捉的理想。那時候，他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本文書摘內容出自《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由衛城出版社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

文 / 一流人 2018-01-23 「王田」是哪個王的田？「富貴角」到底何等富貴？「三貂角」真有三隻貂嗎？「野柳」怎麼沒看到很多柳樹？紅毛港、紅毛田、紅毛井、紅毛埤……，哪來這麼多紅毛？原來這些地名都與荷蘭、西班牙統治台灣有關。公元1624年荷蘭進入今天的台南安平，兩年後(1626年)西班牙人也在北台灣取得據點。過了16年(1642年)，南部的荷蘭人趕走北部的西班牙人，勢力發展到北部，直到1662年鄭成功率軍進占台灣，結束荷蘭統治。這38年間，荷蘭人與西班牙人在台灣當然使用了很多新地名，今日有許多地名，還可以清晰看到荷蘭與西班牙殖民統治的痕跡。《諸羅縣雜識》引〈赤崁筆談‧賦餉〉的記載：「自紅夷（荷蘭）至台，就中土遺民耕田輸租，以十畝地受種名為一甲，分別上中下則徵粟，其陂塘堤圳修築費，耕牛農具皆紅夷資給，名王田。」荷蘭時期來自中國閩、粵的漢語族稱公家擁有之田地為「王田」，後來成為地名。今天台南的永康、台中的大肚一帶，都留有「王田」的地名；而「甲」的土地面積計量單位，也是荷蘭在台沿用至今，也有成為地名。台灣人稱荷蘭人為「紅毛」，因此大部份「紅毛」的地名，為荷蘭在台的殖民統治留下痕跡。以下分別從各縣市來看看與荷蘭及西班牙有關的地名：基隆市 1626年西班牙開始在北台灣殖民，在社寮島（今和平島）建築「聖薩爾瓦多城 (San Salvador) 」。（首圖圖說：《台灣歷史畫帖》中的聖薩爾瓦多城，位置在今天基隆和平島）西班牙另外在雞籠興建四座堡壘（城），其中一座叫Milaen的圓塔，可能位於白米甕。西班牙人於1642年因不敵南部荷蘭人的勢力而退出北台灣，荷蘭人接收Milaen圓塔並加以擴建，被後人稱為「荷蘭城炮台」（今白米甕砲台的前身）。「白米甕」地名的由來有數種說法，其一傳說荷蘭人攻占基隆地區，當時人們為了避難，於是紛紛到海邊的山洞內躲藏，但時日一久，所帶來的食物已用盡，此時有人發覺一顆石頭狀似米甕，不斷湧出白米，米量正好足夠所有人一日溫飽，但當中有些貪心的人，想要獨占多取些米，於是將米甕口挖大，但從此米不再湧出。當然這只是警世神話。（圖說：基隆白米甕炮台附近的「荷蘭城」路標）荷蘭人於1662年被鄭成功驅逐，曾短暫在基隆和平島一帶逗留，所以和平島現在還留有「蕃字洞」，此「蕃」指的是荷蘭。（圖說：和平島的「蕃字洞」）（圖說：和平島的「蕃字洞」解說牌）新北市西班牙人占領北台灣時，1633年為尋找金礦，在台灣的東北角登陸，以故鄉地名SANTIAGO命名，幾經諧音的漢譯，輾轉相傳變成今天耳熟能詳的「三貂角」。西班牙勢力於1642年離開台灣，荷蘭人北上，至今也在北台灣留下一些地名，如「富基」漁港、「富貴角」，兩者同源自荷蘭語HOECK，是「海角」的意思。「野柳」的地名，有一說是西班牙語Punto Diablos（即「魔鬼的岬角」之意）的Diablos省略D和b兩子音之後讀成Ialo，漢字音譯成「野柳」，與柳樹毫無關係。淡水北邊至今還有「公司田」的地名，一說是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田地（但另有一說，此「公司」是指共同經營，是到滿清時代漢語族移墾時共同經營的田地，實情待查）。本文節錄自：《以地名認識台灣》一書，李筱峰著，遠景出版。

Posted on 2018/01/30 BO 享讀沙龍【為什麼我們要選這本書：《外省新頭殼》】從戒嚴時代起，「外省人」這三個字在台灣就充滿著很矛盾的情結。在多數台灣人心中，這是在政、軍、媒體界裡的優勢族群，儘管獨占這些利益的少數人與少數家族，卻絕口不提這三個字（尤其在競選時），更弔詭的是這三個字所帶來的副作用，反而是由未沐「皇恩」的基層外省人來承擔。這本書來自管仁健寫的「你不知道的台灣」系列，這一系列在 PChome 部落格上累積的人氣高達 128 萬，或許你不見得能認同他的觀點，但你多少會好奇他提到的真實故事：我們都知道白色恐怖下死了很多人，也知道台語禁令分裂社會階級，但台語禁令卻不小心間接殺死了一群彰化人——為什麼？（責任編輯：余如婕）文 / 管仁健因宋楚瑜禁台語而死的彰化人——那宋神掌有殺過史豔文嗎？布袋戲裡有個「不死的藏鏡人」，台灣的總統大選裡，也有個「選不膩的宋楚瑜」。從一九九四年選省長至後來四次選總統市長，每次都會遇到民進黨的老梗：「誰殺了史豔文？」其實 1973 年 3 月 15 日中午十二時五十分，黃俊雄以台語播出的布袋戲《雲州大儒俠》，播出史豔文到靈空寺落髮出家的「完結篇」。在此之前，《雲州大儒俠》為了與另一齣《六和三俠傳》輪播，也播出過類似的完結篇，但幾個月後又「復播」，所以一開始民眾還不知道史豔文這次是真的「死」了。當時管理電視節目的機關根本不是新聞局，而是教育部文化局；宋楚瑜也剛自美回國，還只是行政院的祕書。因此宋楚瑜根本沒殺過史豔文，劇中史豔文也只是落髮出家而已。但民進黨說宋楚瑜是「布袋戲殺手」，固然是選舉語言；可是大家也別認為這十多年來每逢選舉，宋楚瑜就一定要跟馬英九一樣，說幾句只有他自己聽得懂的台語，就以為他在「禁方言」這件事上完全清白。被聯合國驅離後，台語才正式開始「嚴格被禁」 1950 年到 1970 年之間，國民黨在政策上雖禁台語，執行上並不嚴格。因為統治者說國語，被統治者說台語，這樣「嚴」階級之防，對統治者來說正中下懷。但 1970 年起台灣被聯合國驅離，窘境就像二戰末期日軍被美軍打到節節敗退，才會在台灣搞起「皇民化」。以禁播黃俊雄布袋戲為例，理由還只敢說是「妨害農工正常作息」，但到了宋楚瑜當了新聞局長後，消滅台語就不再偷偷摸摸，成了雷厲風行的公開政策。 1980 年 4 月 26 日，宋楚瑜列席立法院內政、外交、教育三委員會聯席會議時就說：「根據廣播電視法第二十條規定：『電台對國內廣播播音語言應以國語為主，方言應逐年減少。』鑒於目前尚有部分年長同胞不懂國語，因應此項客觀因素，一時未便嚴格執行；惟自將注意此一規定，以期逐漸朝向此一長遠目標努力進行。今後各電台方言節目將逐漸減少，到全部以國語播出為止。」台語在宋楚瑜的打壓下，雖被歧視、打壓、醜化與摧殘，但也引起了基層民眾的反感與同情。尤其在美麗島事件後，受刑人家屬與辯護律師在競選場合，只要是用台語演講，無論內容說什麼，都能得到掌聲與選票，讓國民黨更加厭惡。 1985 年新聞局還擬定更嚴厲的「語文法」，明訂會議、公務、公開演講、公共場所交談、各級學校實施教育、大眾傳播等都要使用標準國語。最後雖因民間的反應太大，只好暫時擱置立法。但宋楚瑜升任國民黨文工會主任與副祕書長後，繼任的新聞局長對電視中的台語禁令，依然嚴格執行，終於引發轟動全台的「蔭花生事件」。小小彰化印製廠的六名員工因嚴格的台語禁令而死 1986 年 9 月 28 日（教師節）早晨，彰化市中華西路的新進昌印刷廠，駐廠的工人陳天恩（27 歲）以及建教合作的台中高工學生游家斌（17 歲）、古朝文（17 歲）、林明昌（16 歲）、廖嘉文（16 歲）五人，在吃了廚工陳張翠鑾（52 歲）預備的稀飯、蔭花生、麵筋、花瓜與豆豉魚乾後，上午十一時六人先後發生嘔吐、腹痛、下瀉等食物中毒現象。陳張翠鑾被送往彰化市秀傳醫院急救，延至 10 月 18 日早上八時死亡；陳天恩、游家斌則分別轉入台大醫院與台中市中山醫院急救，始終未脫離險境；其餘三名學生則已出院回家療養。彰化地檢處檢察官吳宗樑相驗陳張翠鑾屍體後，指示將屍體送往台中殯儀館冰存解剖。新進昌印刷廠負責人鄭以彬在六名工人中毒後，因未向警方及衛生單位報告。彰化警分局直到死者陳張翠鑾家屬報案後，才通報衛生署這一集體中毒事件，被檢察官依過失致死等罪嫌，收押後以二萬元交保。由於通報太遲，彰化縣衛生局接到衛生署通知時，距離中毒事件已三星期，根本無法取得當天的剩餘菜飯，只好根據鄭以彬的說法，將庫存的各式罐頭，送往食品藥物檢驗局化驗。解嚴期間的黑心食安問題——就說那年代也不是這麼好啦！鄭以彬向衛生局官員坦承，9 月 24 日該廠向彰化市三和雜貨店，購買了一打台南縣佳里鎮生寶食品公司所生產的玻璃罐裝蔭花生。9 月 28 日早餐時開啟第一罐食用，六名員工就上吐下瀉，他原以為一兩天後就會復原，所以只是檢查廚房，發現另外 11 罐蔭花生也都罐蓋凸起，就退還給三和雜貨店，沒想到三星期後一人死亡，二人仍在醫院急救中。衛生局官員一聽，警覺這些玻璃罐裝的蔭花生，可能含有肉毒桿菌，趕緊通報衛生署。10 月 20 日台南縣衛生局不待化驗結果出爐，先勒令生寶公司停止一切生產，並全面回收產品及封存庫存品。但生寶食品公司負責人謝士良卻利慾薰心、泯滅天良，明知工廠登記產品項目僅為「各種醬菜」，沒資格生產罐頭食品；而且罐裝蔭花生是低酸性食品，須用高溫滅菌法，但為節省成本，僅以攝氏一百度的蒸汽蒸煮一小時，且用地下水沖洗產品。更可惡的是他已知 9 月 10 日生產的蔭花生，在彰化造成一死二垂危的悲劇後，卻為了減少損失，將已裝罐與回收的蔭花生，改貼勤寶醬菜食品公司的標籤繼續出貨。衛生局接獲檢舉後，立即通知稽查人員注意，果然發現少數蔭花生，同時貼有生寶及勤寶的標籤，於是一併查扣，並將把公司負責人謝士良移送台南地檢處偵辦。台灣第一起肉毒桿菌中毒案例，其實電視新聞、廣告不是沒宣導 11 月 27 [...]

作者： Mata 精選書摘 2018/02/02 大豹社（ncaq）的意思，是指「生長很多鬼芒草（菅芒）的地方」，也因大豹溪河床上有一巨石形如大豹而命名。漢人則以該地曾經的居住者為「大豹」（topa）而取名。1 編按：本文摘自《橫斷記》〈白石按山 1905〉。除了極少數的學者，臺灣人對於大豹社的理解，可以說近乎空白 ── 即使其發生的地理位置是如此接近「首善之都」的臺北。我認為這仍是一個空白之域，從歷史地圖的演進，也可看得出來。與其他原住民的傳統領域類似，大豹社的傳統領域在清帝國與日殖初期的地圖上全都是一片空白，是帝國領土以外的區域。從 1735 年法籍耶穌教會教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透過法國科學院的現代儀器所繪製的《福建省圖》（註1）即已看出，當時清帝國對臺灣的掌握，僅止於月亮型的西部平原，東部則像完全消失在海裡般，一片空白。而更早的 1714 年，乾隆皇帝為了完成《皇輿全覽圖》，同樣派遣了三位法籍傳教士來臺進行 33 天的實地測量，繪製出三張臺灣古地圖，同樣也只呈現西部平原。（註2）東部的空白帶來一種恐怖的感覺。確實，有一股力量拒斥著現代科學測量的進入，甚至在臺灣成為國家領土後，這些地方依然拒斥資本的進入。矢內原忠雄分析日殖時期臺灣早期資本主義的形成時，略帶神祕地說道：「不知幸或不幸，資本就是厭惡（臺灣）東部。」（註3）這個空無，不僅是地圖上的留白，更像是一種外加上去的粉刷 ── 猶如用白漆塗抹在原住民土地上一般，覆蓋了原住民族已然生活在山裡千年、具有豐厚文化的事實。臺灣人對於大豹社的理解，可以說近乎空白 ── 即使其發生的地理位置是如此接近「首善之都」的臺北。（圖片來源／遠足文化）這種刷白塗抹，也是某種現代寓言。地圖的空白，勾勒出往後數百年，國家體制看待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基本方式：國家具有絕對的地圖編纂權力，可以留白，也可以任意填充內容 ── 將原住民的傳統領域，繪製為觀光地圖、或者林班的分布圖。空白，與人的邊界過去地圖上的空白交界處，往往是昔日的隘勇線；例如，1900 年的《臺灣堡圖》裡（註4），日本帝國與大豹社的交界處，大約是當時的三角湧隘勇線。這是一條非常古老的古道，經過實地帶隊踏查後，我發現這條漫長的山稜如今已經沒什麼人走了，沿線仍可看到板橋街的界樁、路上隱約出現一些石堆構造物，以及石砌路面，依稀可以佐證為隘路。除此之外，地圖上的空白交界處，還存在更多層次的解釋。基本上，它可被視為過去臺灣島內的「帝國邊界」或「內戰的前線」；同時，這條線也是律法見解創造出來的抽象的線，或者 ── 透過人類學視域強迫畫出來的邊界。曾任臺灣總督府法院判官的安井勝次曾如此強調：「生蕃系化外之民，在我國領土上橫行的野獸而已。」安井透過法學上的見解推定：「生蕃」雖然可能具有法律上的自然人位階，但由於清帝國以來，生蕃即被視為「固我化外之民」、從未被納入國家的律法系統，因此他拒絕承認他們具有法律上的「人格」。安井的觀點，被日本各界普遍接受，甚至運用到隘勇線前進時期的戰爭裡，將蕃人視如動物般驅離（註5）。安井的劃分與動物園裡面的柵欄沒什麼兩樣，區隔出人獸之間的分別。因此，在日方的眼中，理蕃戰爭對原住民的清剿，並不是傳統意義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戰爭，也不是所謂的鎮壓內亂，而毋寧更像是神話故事裡，人類如何驅趕猛獸的情節。同時，在推進隘勇線的困難時期，也曾發生日本總督府命令部隊，在缺糧時可以食用蕃人的肉，似乎更堂而皇之將蕃人視為動物蛋白質的來源。例如 1910 年圍剿大嵙崁蕃時，佐久間總督曾經透過電訊傳達以下的命令：命小泉少將為宜蘭方面指揮官。如有糧食缺乏的報告時，即命以大嵙崁蕃人之肉來充饑，此旨傳達給大津總長（按：當時的蕃務本署長），與軍隊協力合作，以達討伐的目的（註6）。在日方的眼中，理蕃戰爭對原住民的清剿，不是國家之間的戰爭，也不是鎮壓內亂，更像是神話故事裡，人類如何驅趕猛獸的情節。（圖片來源／遠足文化）遺憾的是，至今這條對原住民族的分別與歧視之線，仍未完全消失。而這也是我們需要重返這些邊界（包括實體的隘勇線、地圖的邊界乃至我們心理的邊界）的原因。甚至在「世界」的大地圖裡面，我們（臺灣）也幾乎常被視為西方的空白地帶。曾經做過「研究」的我們，都知道那種羞辱感，一種穩固存在於今日知識生產場景的隱形邊界。這裡面於是產生了很多矛盾與想像。譬如，邊緣的區域主體往往會相信，唯有努力成為 humanitas，才能脫離被土著化的 anthropos 的噩夢。日本學者酒井直樹曾敏銳指出，19 世紀以來的知識實踐，一直被西方的 humanitas（人文主義的「人」）與 anthropos（人類學的「人」）的分歧所主導。Humanitas，長期以來被認為描述「西方世界的人」，暗示了只有西方的人性有人文主義的價值；而anthropos，則是觀看西方「以外」的人 ── 例如歐陸帝國主義下的被殖民者。後者是一種兼具人類學與民族學的觀點。日殖時期日本看待原住民乃至整個臺灣社會，基本上也都沿用了這樣的劃分。酒井認為真正值得注意的，並不是 humanitas 與 anthropos 的劃分至今是否存在 ── 它當然存在，而是邊緣地區特定的區域主體（例如鄉村人、勞工階級、原住民族等），那些在過去被認定為 anthropos 的人，會不斷想流向 humanitas。這裡面於是產生了很多矛盾與想像。譬如，邊緣的區域主體往往會相信，唯有努力成為 humanitas，才能脫離被土著化的 anthropos 的噩夢。換句話說，類似安井那樣明顯的帝國主義知識劃分，表面上雖然失去了歷史條件，但強勢文化所代表的人文主義，仍像一塊超級大的磁鐵，對異質文化具有高度的宰制性。邊緣的區域文化 ── 例如，曾被定位為野獸的原住民，在「脫 anthropos」的過程裡，除了須不斷強調自身的傳統文化外，不免還要與強勢文化的 humanitas 產生激烈的對辯。目前看來，這仍是一個激烈動盪中的，關於知識生產的戰爭。過去地圖上的空白交界處往往是隘勇線，可被視為過去臺灣島內的「帝國邊界」── 同時也是律法創造出來的抽象線，或者透過人類學視域強迫畫出來的邊界。（圖片來源／遠足文化）大豹社的雙碑同樣的知識宰制，也出現在紀念碑的設置上。在三峽外插角山區，有一個大豹社事件的「忠魂碑」，是為了紀念日方的戰歿者所設；但大豹社原住民的犧牲者，雖然比日方的戰歿者多出數十倍，卻連實體文獻的記載都付之闕如。數十年來，日方的忠魂碑幾經颱風、地震，依然在荒山中保持完整，或許日人的靈魂還居住在裡面，但更可能是大豹社的魂魄也在守衛著它，好作為來日轉型正義的素材。主體石塊似乎來自附近河床的黃色砂岩，是三峽早期山居民宅常見的材質，但碑體上的說明牌，則已被挖走了。根據居住在金敏山區的張茂生老先生所說，銅鑄的說明牌是被附近的礦工挖去做燈火芯。忠魂碑前方還有一條破損的參拜道，通往蚊蟲繚繞的桂竹林。在多年的荒蕪下，蔓生的桂竹林似乎有將忠魂碑「吃掉」的趨勢。那趟探索之行後，我興起了「它應該被保留」的念頭。適逢柯文哲的臺北市政府因為三井倉庫拆遷案招惹爭議，而忠魂碑與「三井合名會社」墾殖三峽山區有直接關聯，我因此為忠魂碑寫了一篇短文，一方面聲援民間發起的「搶救北北三：北門×北三線×三井物產舊倉庫」行動；另一方面也藉此主張：北門三井倉庫單一建築體的保存，必須同時連結三峽深山中的忠魂碑，以及許多三井墾殖過的山區遺址，包括日殖時期的軍事侵略、科學化的土地測量，乃至於三井等財團的發展等等，才能較為整體地一窺臺灣殖民現代性的全貌。雖然聲援行動失敗了，因為文章被轉載的緣故，反而引起一連串不可思議的「迴響」；過去苦苦查找不到的大豹社資料，忽然間不斷湧入。較之於昔日虛無縹緲地探尋大豹社事蹟，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就好像大豹社人的冤屈化為一股力量在背後推動一樣。三峽大豹社事件的「忠魂碑」是為了紀念日方的戰歿者所設；但犧牲比日方多出數十倍的大豹社原住民，卻連文獻的記載都付之闕如。（圖片來源／遠足文化）雖然不願推諉於鬼靈之說，我還是得承認，這段調查大豹社的過程，真的是驚異連連。不久後，我意外得知，距忠魂碑不遠的湊合橋一帶，有座收納了上千具無名遺骨的百年萬善堂。堂內的碑體刻著「靈應萬善同歸墓」，左右眉批則是「忠義」二字，碑體註明的修建日期是 1910 年 11 月，恰好是大豹社事件結束後三年。一旁的無極皇宮住持說，萬善堂是地方人士受到託夢，為了收納橫死山區的原住民及漢人遺骨而建。那天，面對著龜甲墓龕裡的千具屍骨，我難掩激動 [...]

發稿時間：2018/04/30 22:59 最新更新：2018/05/01 08:15 荷蘭裔作家貝喬思把台灣荷治時期寫成歷史小說「福爾摩沙之王」。圖為貝喬思年輕時期舊照。（貝喬思提供）中央社記者戴雅真倫敦傳真　107年4月30日荷蘭裔作家貝喬思把台灣荷治時期寫成歷史小說「福爾摩沙之王」。圖為貝喬思年輕時期舊照。（貝喬思提供）中央社記者戴雅真倫敦傳真　107年4月30日（中央社記者戴雅真倫敦30日專電）30幾年前在台師大學習中文的荷蘭人貝喬思，對荷蘭統治時期的台灣史情有獨鍾，她寫的歷史小說「福爾摩沙之王」（Lord of Formosa）英文版於26日發行。貝喬思（Joyce Bergvelt）生於荷蘭，由於父親工作因素，曾在日本、英國等地居住。1982年，19歲的貝喬思隨著父親的工作，到台灣居住，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中文。她在台灣待了一年半，但她父母在台灣繼續待到1988年，她時常到台灣探訪他們。住在台灣時，貝喬思得知荷蘭曾統治台灣，令她很感興趣。她讀了國姓爺鄭成功的故事，然而，有關哪些荷蘭人到過台灣、做了什麼的相關訊息卻非常少。貝喬思之後到英國杜倫大學（University of Durham）研讀漢學，幾乎不用多作考慮，就決定要研究荷治時期的台灣，論文題目是「台灣的戰役：台灣荷治時期以及國姓爺驅逐荷蘭人」。她以章節的方式來寫論文，獲得歷史教授很高評價，認為讀起來像是「一本很精彩的小說」。也因此，想把荷治時期台灣的故事寫成歷史小說的念頭就此在她腦海生根，不過她卻在20年後才有機會動筆，完成著作又花了她3年半。「福爾摩沙之王」的出版歷程頗為曲折，這本書是以英文寫成，但由於荷蘭出版商較感興趣，於是貝喬思翻譯為荷蘭文的「永遠失去的福爾摩莎」（Formosa voorgoed verloren）於2015年出版，英文版直到今年4月26日才發行。對於未來是否會發行中文版，貝喬思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時表示，雖然她很希望能有中文版，但她的中文能力恐怕已大不如前，「想當年，我1988年就讀大學時，還能夠把卡夫卡（Franz Kafka）著作翻譯成中文」。現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先看看英文版迴響如何，或許某一天能發行中文版，「誰也不曉得」。「福爾摩沙之王」敘述身為中、日混血的明朝將領鄭成功，在清軍壓迫下東渡台灣海峽，經歷9個月戰役，攻下「熱蘭遮城」（安平古堡），擊敗東印度公司在台灣的駐軍的故事。小說的故事概述說，這是中國和歐洲第一場大型軍事衝突，是一段充滿決心、勇氣，但也有背叛的故事。這也是頑固的末任荷蘭總督揆一（Frederick Coyett），及聰明卻喜怒無常的國姓爺之間鬥志的故事。「福爾摩沙之王」遵從史實，但也有想像的部分，像是歷史資料中沒有提到太多、被派去替鄭成功治病的荷蘭醫師貝葉（Christian Beyer），以及背叛荷蘭、協助鄭成功的翻譯何廷斌，都在貝喬思的筆下增添了血肉。貝喬思表示，荷蘭人對曾經治理福爾摩沙的這段歷史幾乎完全不了解。荷蘭人選擇完全忘掉曾經輸掉福爾摩沙這段過往，許多人不知道福爾摩沙就是台灣，就算歷史課本提到，通常也是一、兩句帶過，直到近幾年荷蘭對東印度公司重新感興趣，也歸功於部分著作的發表，讓荷蘭重新認識曾治理台灣的這段歷史。談到自從1995年以後就未曾造訪的台灣，貝喬思說，她真的很希望重遊舊地，她相當懷念台灣的好山好水、友善的人們，以及台灣美食。（編輯：郭中翰）1070430

Ｍuni Druluan 溫馨名人專欄插圖／黃鼻子 2020-02-11 15:31 帝國主義帶來的殖民跟侵略思維，在歷史上被淡化為外交角力；努力設法抵抗的原住民族，經歷一次次遷徙與躲藏，導致文化流散，因而遭到「漢化」，這是臺灣社會對平埔原住民族群普遍的基本認知。課本藏著沒說的歷史平埔原住民在臺灣的國與國自15世紀歐洲國家向全世界宣告資本主義的發展會帶來文明，在持續開發新航路、冒險犯難的背後，多半是國家的權力擴張與貿易爭奪。而臺灣，也躲不過這一波波的殖民浪潮。 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從安平登陸臺灣，主要採取武力征戰，以招降原住民部落及各個邦聯。不少平埔原住民村社，基於維護文化與族群的考量，陸陸續續與荷蘭結盟，建立制度性的臣屬關係。1645年，大肚邦聯受到荷蘭二次討伐，因周邊村社逐漸向荷蘭靠攏，最後逼不得已簽署釋放部份權力的條款。1642年，荷蘭南下征伐，瑯嶠十八番社在1945年與荷蘭簽訂「瑯嶠條約」，部落領袖的威權明顯限縮。在帝國主義、民族國家興盛的彼時，結盟或條約彷彿是緩痛劑，規模再大的邦聯一旦締結契約，終將面臨殖民者逼近眼前的事實。漢人的民族將軍　平埔原住民族被反將一軍 1661年，鄭成功侵臺，當時荷蘭人與大龜文王國剛結束作戰，荷蘭人兵力未復，鄭氏趁勢一舉攻下熱蘭遮城。隔年荷蘭正式投降，結束在臺38年的占領。以鄭成功為首的軍隊接續殖民，並自稱「東寧王國」。或許多數臺灣人樂觀視之為臺灣開墾史的開端，但對平埔原住民族而言，卻是沉痛的國仇家恨。鄭成功施行「寓兵於農」的屯兵墾田政策，其與久居於此地的原住民並未協商，抑或是建立條約；在原住民族眼中，軍隊駐紮開墾的規劃，是遠比荷蘭殖民時期更加明目張膽的土地強奪，尤其平埔原住民族面臨的逼迫更為嚴重。鄭氏屢次企圖擴張屯墾區域、入侵領土。抗爭最為慘烈屬1670年大肚邦聯的「沙轆社之役」，最後拍瀑拉族僅6人倖存，大肚社族人退守山區或遷往埔里水里社。與其說是統治，鄭成功到臺灣的目的實際偏向占領，並以臺灣作為反清基地。清帝國在1683年（康熙22年）平定鄭氏後，漢移民人口快速成長，漢人越界侵墾、與官紳勾結、將「番地」登記為無主荒地，再升科私有土地等情況罄竹難書。儘管清政府訂定禁止買賣平埔原住民族土地，甚至豎石限界，但殖民者因忌憚民亂，卻選擇忽視與犧牲平埔原住民族之權利。逐步被削弱的主權　西部邦聯崩解後的顛沛流連與荷西殖民的不同之處在於，鄭氏與清帝國完全剝奪原住民族各社治理的自主性，直接造成民族的生存危機。 ★中部平埔原住民族一退再退★ 1699年（康熙38年），道卡斯族通霄社苦於官員的索求無度，率先爆發第一起反對清帝國殖民政策的征戰，清廷結合已歸順的平埔族人──新港一帶的西拉雅族跟岸裡社的巴宰族來平定抗爭。過多的勞役跟賦稅，持續讓中部平埔原住民族積怨，1731年（雍正9年），「大甲西社」道卡斯族人為平埔族群接連的抗爭拉開序幕。清廷剿撫並用──剿除當地反抗的平埔部落，以「堅壁清野」的方式，將糧食房舍燒毀殆盡；物資誘以招降的安撫成效則不彰。隔年，因不滿漢族過度欺壓，大肚邦聯拍瀑拉族聯合大甲西社等崩山八社的道卡斯族，中部平埔族幾乎群起響應。歷經７個月的戰役，清廷最終以名為平亂、實為徹底剷除當地平埔原住民族勢力，大肚社各部落領袖階級皆被梟首示眾，大肚王族裔崩解、一蹶不振。受到清廷殺雞儆猴、威嚇餘存的平埔原住民族，只能忍氣吞聲面對壓迫的困境，逐漸退往宜蘭與埔里一帶。 1790年後施行的屯番制度，美其名是將原番界之外的土地作為犒賞，實質還是以番制番的概念收編。讓平埔原住民在屯墾同時擔駐守邊界，防範高山原住民族，當時許多沿海、平原的平埔原住民族，被遷移到西部淺山邊緣及山區駐守。爾後，因漢人強墾事件頻傳，生活與土地艱困的景況越趨嚴重，西部平埔各族因時勢所逼，遂分批湧入埔里盆地。即使選擇歸順，平埔原住民族最終仍面臨被迫遷移、土地流失的命運，未來道路依舊飄飄渺渺。 ★侵入的早晚都無法減少民族傷害東北角的噶瑪蘭族人★ 相較其他區域，以噶瑪蘭族為主的宜蘭一帶，因位置與地勢關係，較慢受到外來殖民政權影響。1796年，以吳沙為首的移民集團為侵墾蘭陽平原起了頭；1829年，漢人大量移民拓墾逼迫眼前，噶瑪蘭人不得不開始在平原內部展開小距離的遷徙，移往三星、蘇澳等地。但往後10年，噶瑪蘭人失去土地的情況日益劇烈，於是以冬山鄉加禮宛社族人為首，共有6社齊遷至花蓮北埔建立新聚落，最南至太巴塱地區。 1878年爆發的加禮宛事件，讓清廷勒令餘存加禮宛社族人以及參與戰事的撒奇萊雅族遷離原社。從此噶瑪蘭族人凝聚力崩解，被分散的族人藏匿於阿美族群之間。自此，族人們四散各處。 ★南部平埔原住民族在殖民國的更迭中殞落★ 臺灣南部曾由兩大邦聯組成：以楓港溪為界，上排灣族領導的大龜文社，屬瑯嶠上十八番社，建立大龜文王國；楓港溪之下，瑯嶠下十八番社的斯卡羅族羅（Seqalu），後人習以直稱瑯嶠十八番社。在1874年前，清政權對臺灣南部無意治理，直至牡丹社事件爆發，日軍侵臺，清廷意識到臺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殖民態度才轉為積極。在陸續開山撫番的推行下，接連發生多場戰役。但隨著被殖民時間拉長，歸順漸漸成為一條不歸路，日本政府的殖民政策，讓斯卡羅各社被歸類為與漢人無異的熟番，快速的流失其語言文化等民族性。「所謂熟蕃，原為平埔族，百年前漢化，在平地定居，現被編入普通行政區內居住，其服從狀態與其他本島人無異。」在日本殖民當局的理番政策與皇民化教育之下，讓許多與漢人混居的平埔原住民族，文化與語言遭剝奪的狀態更趨嚴重，難以抵擋殖民洪流帶來的傷害。平埔原住民族身分的追尋從歷史回推，「平埔原住民」的稱謂，源自殖民政府對「生番」及「熟番」的分類。但此種分類方法，並不具任何血緣或是科學標準，僅是統治者為了方便管理而採取的準則。然而，在生番與非生番、熟番與平埔番之間，界線的定義其實相當朦朧，像「平埔番」指的是來自平原地區的番人，而居住在平原的阿美族人也被指稱為平埔番。殖民政府遺留下來的族群分類方法，影響了後世平埔原住民族群的發展，戶籍登記為「熟番」的族人，並未受到統治者對於「番」的政策保護，而是將熟番視為與漢人無異的民族，導致社會群體的分類逐漸模糊，族群的身分更隱而不見。幾百年過去，厚重的木棺下冒出嫩莖、蔓延般地生長開來。在歷史的推進與族群關係的進展下，平埔原住民族群的意識覺醒，再現於臺灣的社會之中；我們這才確切地覺察到，平埔原住民族群不僅僅是被外界賦予代稱的平埔族群，而是這片土地上依然真實呼吸的原住民。族群認同與文化的重建之路正在起步，後代青年積極找回集體共識，恢復族群的文化、祭儀與語言，建立臺灣社會大眾對平埔原住民族群的認識。或許復名之路漫漫，但我們不能忘記歷史帶我們走過的路。ㄍ @參考資料蔡宜靜，〈荷據時期大龜文（Tjaquvuquvulj）王國發展之研究〉《台灣原住民族研究論叢》，6期，p157-192，花蓮：臺灣原住民教授學會，2009年。康培德，〈環境、空間與區域：地理學觀點下十七世紀中葉「大肚王」統治的消長〉《臺大文史哲學報》，第59期，p 97-116，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2003年。楊克隆，〈清代平補足土地流失原由新探〉《興大人文學報》，第61期，p47-78，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2018年。楊鴻謙，《清代台灣南部西拉雅族翻攝地權制度變遷之研究—以鳳山八社領域為範圍（1683~189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博士論文，2002年。黃唯玲，〈日治時期「平地蕃人」的出現及其法律上待遇（1895-1937）〉《臺灣史研究》，第19卷第2期，p99-150，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年。詹素娟，〈歷史轉折期的噶瑪蘭人─十九世紀的擴散與變遷〉《臺灣原住民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p109-147，臺北：國史館台灣文獻館，1998年。葉神保Drangadrang Validy，《日治時期排灣族「南蕃事件」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2014年。潘顯羊，〈核心部落、核心家族、人群互動關係與整合：近年恆春半島族群文化活動的參與觀察〉《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第25期，p45-98，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7年。楊鴻謙、顏愛靜，〈清代臺灣西拉雅族番社地權制度之變遷〉《台灣土地研究》，第6卷第1期，p17-5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2003年。段洪坤，〈失去土地，怎麼找祖先足跡：吉貝耍西拉雅的土地經驗〉《原教界》，第76期，p58-61，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2017年。廖志軒、李季樺、劉志強、劉秋雲、李宗信、郭怡棻，〈道卡斯族專題〉《原住民族文獻》，第12期，p2-44，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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